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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随着我国公司法的不断完善，公司登记制度也随之应适应现代公司发展的要求。一个公司要想获得市场主体准入资格，必须要符合四个要件，即人、物、行为和生产经营条件。这四个要件是公司登记主管机关在登记注册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时，必须审查的条件，缺一不可。从世界和我国公司法的历史实践比较来看，对公司的市场准入与登记制度不迳相同，我国吸收了德国商法的部分内容后，更大程度地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公司登记制度，下面我就这些异同作以下分析比较和提出建议，以求赞同。



关键词：设立登记 变更登记 注销登记 公司瑕疵设立 公示制度





一、公司登记制度概述

（一） 公司登记制度的历史和成因

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开始于英国1862年，实际上在 1862年之前所谓的公司在本质上是一种合伙组织。自英国1844年确立公司设立等级制度以来，尤其是自英国1862年公司法颁布以来，各国公司法均在公司设立方面采取注册等级的制度，随之德国的商法典颁布，成为大陆法系的领军法典，中国在清末时一大批法学家借鉴了德国的法律思维和立法技术，产生了我国公司法的开端。登记制度也随之确立。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逐渐增强，长期人为压抑的市场需求逐步释放出来，不久便表现为经济过热，竞争过度，重复建设等发展不良的现象，政府又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行进调整、整顿，行政审批因此而得到了加强，并渐渐成为部门谋取利益的手段。1993年颁发的《公司法》及1994年颁发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基本建构了我国的公司登记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鉴于立法当时我国还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我国的公司登记立法不可避免地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表现为过分强调公司登记的经济监管职能；立法技术简单，操作性不强。2005年新个公司法出台，适应了我国市场经济的要求，但是公司的登记制度没有变化。公司设立登记的性质完全倾向于行政监管，这一点从我国公司设立登记的原则上便可见一斑。

（二）公司登记制度的概念及登记要件

公司的登记制度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申请人设立、变更或终止企业主体资格的事项进行审查核实，作出准许或不予准许的决定，对准许登记的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并予以公告，企业方可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种行政制度。公司登记的主要目的是公示公司重要信息以使交易第三人知悉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和迅捷。登记被视为政府为社会提供的一项服务（即一方面为登记对象提供公司设立的程序性服务，另一方面为社会公众提供登记资料公示和信息传递服务），而不是行政权力的运用。西方的公司登记制度多体现该服务性。

国家通过对公司设立的干预，提前把关，以牺牲公司设立的迅捷性来保护日后公司交易的安全。反过来，西方仅仅对公司设立登记提供一种服务，手续简便，鼓励公司设立，保障交易的迅捷，交易的安全则更多是通过交易双方根据公司登记的资料加以判断而获得保障。

登记要件根据我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　公司的登记事项包括：（一）名称；（二）住所；（三）法定代表人姓名；（四）注册资本；（五）实收资本；（六）公司类型；（七）经营范围；（八）营业期限；（九）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以及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

公司的登记制度包括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我之后就对这些登记在各国出现的不同之处作一下比较。

二、公司的设立登记制度

（一） 公司的设立登记制度的法律问题

有效力的公司登记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登记的实质在于将有关商人的某些法定事项记载或记录于登记簿上，以备人们查阅。这是其公信力的要求。即使登记的申请已经获得有关登记部门的同意但没有完成记载或记录手续，仍然不构成登记。第二，登记的内容应能够为人们所查阅。这是公示力的要求。登记的内容都是公开的信息，而登记完成以后也意味着将登记的事实向社会公示、公开。如果记载或记录的事实属于不宜向社会公示、公开的，也不构成登记。第三，登记是由一定的国家机关做出的。虽然在各国商业登记的主管机关并不相同，有的国家为法院（如德国），有的国家机关为司法行政机关（如日本法务局及其分支机构），有的国家为行政机关（如英国的商业部、美国各州政府），但都具有明显的公权性。因此公司登记是公法性质的行为。

登记的效力是指登记的事项在登记前，即使实际存在，也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其应在分支机构所在地登记的事项而未经登记的，同样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仅可以对抗恶意第三人。《德国商法典》第15条第1款就作了这样的规定：“在应登入公司登记簿的事实尚未登记和公告期间，在其事务上应对此种事实进行登记的人，不得以此事实对抗第三人，但此种事实为第三人所知的，不在此限。” 《日本商法典》第12条也作了这样的规定：“应登记的事项，非于登记及公告后，不得以之对抗善意第三人。虽于登记及公告后，第三人因正当事由不知时，亦同。”。①

（二）公司登记的公示

我国的公司登记公示制度规定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47条：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将核准登记的公司登记事项记载于公司登记簿上，供社会公众查阅、复制。查阅、复制公司登记事项，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查阅、复制费。以及48条：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在其设立、变更、注销登记被核准后的30日内发布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公告，并应当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将发布的公告报送公司登记机关备案。公司发布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公告的内容应当与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内容一致，不一致的，公司登记机关有权要求公司更正。

综合上述两法条，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我国只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的强制公告制度。第二，公告的主体为股份有限公司自身。笔者认为，目前的规定存在以下不足：首先，股份有限公司规模较有限责任公司大，牵涉面广，聚集资金数额巨大，尤其是上市公司，涉及大量公众利益，实行公示主义无疑是必要的。但将有限责任公司摒弃在强制公告的范围以外则不太妥当。从数量上看，有限责任公司比股份有限公司要多得多，社会分布广泛，对经济秩序和交易安全的影响在总体下并不亚于股份有限公司。因此，让社会公众迅速、方便地知悉其设立情况及登记事项大有必要，有利于加强社会监督，维护交易安全。目前社会上存在为数不少的空壳公司，主要集中于有限责任公司，这与有限责任公司公示制度的不健全不无关系。其次，如果作为公示主体的股份有限公司不依法公告或公告不实，固然可依《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67条令其承担行政责任，但因缺乏及时、准确的公示信息，而导致第三人受到误导，进而危害市场秩序和交易安全即已是既成事

基于上述缺陷，我认为可以合理借鉴外国经验加以弥补。英国的公司注册登记机构为Companies House，该机构负责向公众提供公司登记注册的信息。Companies House依实，无可挽回。因此，作为国家为社会提供的一项法津服务，由公司登记机关发布公告，公示登记事项，其规范性、可靠性、权威性和效益性显非公司自己公告所能比。②

据法律规定无偿取得信息；经过加工整理，向社会信息需求者有偿提供信息，收取一定信息服务费。已经注册的公司在法律上有义务向Companies House提供信息。由于有财力保证，所以最近开始发展电子辅助登记注册和信息事业，简称CCHIPS，目的是提高办事效率。Companies House现有大约500万份材料，对于每一份材料可以在5天内向社会公开。主要是通过电子扫描进档，安排上网；公众可以在电子网络上查阅到注册公司的信息③。英国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目前我国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大改进。有的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就采取了委托公告制度，即由设立的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公告，这不能不说是在现行条件下作出的既符合法律规定又符合注册登记目的的好做法。但是，如果相关法律能够及时进行修改，明确规定由公司登记机关统一向社会发布公司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公告，增加公司登记的公开性、透明度，必定能更好地发挥公司登记制度的功能。另外，对于公司资料的管理，也可以借鉴英国的做法，增加对相关电脑设备软硬件和人员的配备，并使行收费会员查阅制，丰富资料内容，既方便会员查阅，又有维护的费用来源，一举两得。

加大调解力度 维护社会稳定

刘颖


　　我国诉讼调解制度在解决各类纠纷中独具优势，法院所审理的民商事案件撤诉的有近百分之九十是在法官调解下撤诉的，对减少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当事人与法官的对立情绪、稳定社会秩序、及时解决纠纷等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实施以来，结合案件质量年活动，我院以“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十六字为指导方针，以“自愿、合法、灵活”为基本原则，不断改进和加强民事调解工作，充分发挥了司法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把庭前调解、庭中调解、庭后调解、庭外调解贯穿诉讼的全过程。我院民商事案件调解撤诉率不断上升，调解工作取得显著效果，调撤率达到70%以上，在黑河市法院系统位居第一。

一、2008年民商事案件的基本情况

　　我院2008年民商事案件收案1922件（不含上年旧存2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213件；结案1918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174件；调解和撤诉共1456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154件；调撤率为75、91%。撤诉500件，同比上升246件，占调撤结案的34、34%，同比上升14、84个百分点；调解956件，同比下降92件，占调撤结案的65、66%。从以上的统计数据来看，撤诉结案的比例在大幅度上升。审判人员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促成当事人的撤诉，我们注重诉讼调解、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的有效衔接和紧密结合，努力建立多种调解并举的大调解格局。一是加强对人民调解的规范和指导，支持人民调解，达到撤诉；二是在诉讼调解中注重激活调解资源，借助社会力量调解，邀请人民调解组织或行政部门协助或者主持调解，达到撤诉；三是推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相结合，积极构筑政府调处平台，达到撤诉。

二、我院民商事案件调撤工作的具体做法

（一）把调撤工作纳入目标管理考评方案，方案要求调撤率达到75%得基础分，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加0、1分，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减0、1分。
（二）设立最佳调解奖，奖励全年调撤结案多的法官，奖励分一、二、三等，并按获奖等级发放奖金。
（三）庭长和主管院长参与案件的调解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案件的质量，加强了当事人的信任感，调解的成功率也较高。1月份，青山法庭审理了187起养奶牛户诉某乳品厂拖欠奶资款的案件，当时正值春节前夕，处理不好就会发生群体上访事件，影响节前的社会稳定。在庭长和主管院长的参与下，多方协调，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避免了群体上访事件的发生，之后又有不少养奶牛户看到事件的圆满解决，又纷纷来法院起诉，最终也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树立了法院的威信。
（四）每个月召开全院干警大会，由院长亲自公布各庭的案件审理情况，包括收结案数、结案率、调撤率、个人结案情况等，并肯定调撤工作做得好的审判庭，对调撤工作做的不好的审判庭给予警示，这在很大程度上督促了案件的审理进程，促使各庭加大调解力度，提高调撤率。

三、调撤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案件通过调解撤诉结案后，让当事人能够接受协商的结果，自动履行率高。
（二）调解协议以双方自愿为基础，有利于执行，避免执行中的困难，实行诉讼调解与执行的统一。
（三）降低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对抗性，缓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长期良好关系。
（四）彻底解决纠纷具有其他方式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因其具有简便、灵活、高效、经济的特点，能够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也能节约司法资源，达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我院充分认识到调解撤诉的独特优势，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机制来抓，提倡民事案件“能调则调”，将调解贯穿于案件审理的全过程，最大限度的促进案件调解撤诉解决。它有利于缓解法院的工作压力，减少错误成本的产生。 “调解是最佳结案方式、调解是高质量的审判、杜绝上访缠诉的有利措施。调解率高就是法官办案能力强”，已经成为民事干警的共识。

四、调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官自身问题。调解撤诉中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有些法官耐心不够，在做了一些调解工作而没有取得效果的时候，就会失去信心而放弃；或者一些法官虽然具有足够的耐心，但由于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心理学知识，不能很好的把握当事人的心理，从而不能将调解工作做到位、做好；甚至有部分法官素质较差、责任心不强，只注重调解率，不顾调解质量，存在“和稀泥”的现象等等。
（二）当事人的自身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法律知识匮乏，认为只有判决才有效，对什么是调解、调解的效力等持怀疑的态度，从而影响了调解的进行。
（三）我国现有社会法律制度的问题。一是“调审合一”审判方式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树立。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应当居中裁判，处于消极地位，而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的双重身份，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在调解中需要法官走下法台与双方当事人交换意见，制定调解方案，如果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判决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二是对于诉讼调解的法律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统一操作。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合法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在司法实践中，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是法院判决的前提条件，而并非是诉讼调解的必要条件。许多法官认为，当事人在事实没有查清、是非责任不明的情况下，自愿就争端的解决达成了调解协议，继而撤诉，这是当事人依法行使其处分权，如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公序良俗，就应当依法确认其自愿性和有效性。实践证明，这种程序欠缺的调解一般比事清责明的调解更能发挥功效，更具有亲和力。三是调解中的职权色彩过于偏重，法官在调解中具有主动权，可以决定何时调解、如何调解，也可以不做调解工作，直接以判决方式结案。

五、今后加强调撤工作的建议

（一）在合议庭法官的指导下，建立专门由法官助理和具有较强工作能力的书记员组成的庭前调解队伍，加强了诉讼调解的力量。调解人员在自愿、平等、合法、高效的原则下，适时扩大简易程序庭前调解的案件范围。
（二）将诉讼调解工作与人民调解相结合，举办法律讲座和法律咨询以及邀请人民调解员到法庭旁听案件或参加陪审的方式对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进行指导。
（三）法庭与人民调解组织之间建立了长期有效的案件信息通报及监督制度，定时向各个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反馈案件数量、案件类型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开展调解工作。
（四）全面落实调解的自愿原则，法院不能强制调解。在法律或司法解释中，应当明确规定，是否调解的选择权在于当事人，是否再次调解的选择权也在当事人，法官不得在未告知当事人的情况下，通知其到庭参加调解，调解方案应当首先由当事人提出。
（五）调解撤诉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其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六）对争议较大，待法庭辩论结束后调解或休庭后调解。此时，对有些争议较大，当事人对判决结果难以猜测，双方为减少损失而作妥协，这是比较容易调解的时机，可以说也是调解关键阶段，审判法官应紧紧抓住这个时机进行调解，以便促进当事人的撤诉。
（七）调解过程中，不宜过分强调“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责任的原则，过去我们在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过程中，往往是必须查明事实，在分清是非责任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调解不等于和稀泥，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是调解的基础，那么在查明事实的过程中，当事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往往语言对抗激烈，均为各个的利益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法官就是断案，调解也要弄个水落石出，因此毫不退让甚至产生冲突，给调解工作设置了障碍。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民事诉讼中全面实行举证责任和期限，强化了当事人主义、当事人的处分权。根据处分原则，诉讼中双方当事人通过调解在明确各自权利义务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即可解决争议。当然，为了确保当事人的处分权不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法院对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应进行必要的监督，如果当事人的处分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国家与社会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时，应予以制止。不应使其行为发生法律效力。在当事人达成合意过程中，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显得不那么重要，法院调解的根基在于当事人的合意。调解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划分与判决中权利和义务的划分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的存在不意味着是非不分或事实不明，相反，只有基本的事实清楚，是非分别后，双方达成的协议，才能让当事人心悦诚服地自觉履行。所以，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没有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而撤诉的，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处分，法院应当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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