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宪法变迁制度

黄奕新


宪法变迁是宪法学研究的一个现代话语。改革开放以来，从“良性违宪”到“惯性修宪”的种种不规范现象，引导着我们对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关系进行认真地思考。
一、从“良性违宪”到“惯性修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不少所谓“良性违宪”的事件，按照学者的列举，如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1979年至1982年间共制定了11个法律。又如1988年以前，深圳等经济特区突破1982年宪法关于土地不得买卖、出租的规定，将土地使用权出租。再如1982年宪法规定“实行计划经济”，然自1992年以来、在1993年修宪前，国家领导人就已多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经济体制”。该学者认为，上述违宪事件，虽然违背了当时的宪法条文，但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可称之为“良性违宪” 。这种“良性违宪”论虽然也强调对违宪事件进行有条件的限制，但基本上是倾向于通过确认“良性”这样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率直地为改革开放实践对宪法规范的冲击进行辩护。
显然，在坚持改革开放与维护宪法秩序之间，存在着难以绕开的矛盾。成文法的局限性，在此表露无遗。第一，成文法的保守性与社会生活的发展性相矛盾。法律具有保守主义倾向，这根源于法律的性质，因为一个规则体系不会天天发生变化，而社会在变化，其典型特点是比法律的变化快，在社会发生危机时，法律往往遭到破坏，为不连续的、有时是突然性的调整留下余地。在法律体系中，宪法由于其制定和修改的程序最为严格，因而稳定性也最强，与之相应地，其滞后性也最为突出，最容易“成为进步和变化的桎梏”。第二，成文法的僵硬性与社会生活的灵活性相矛盾。法律规则总是表现为适用于一般情况而不是每一个个别情况。而社会生活总是具体的、千变万化的。指望制定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帝王规则”，来调整一切社会生活，是不现实的。第三，成文法的控制性与社会生活的越轨性相矛盾。法律对社会是通过控制而形成秩序的，但如果法律秩序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过严、过硬，那么某些有益的补充和经验的形成就可能被窒息了。某些“越轨行为”具有合理性，因为它可能是社会群体中部分人的最先觉醒，并可能最终带来整个社会体制的必然性变化。企图用法律对社会实行天罗地网式地严密控制，不仅不可能，而且可能导致管理过头、统得过死的结局 。
正是基于成文法的局限性，“良性违宪”论者认为，“良性违宪”是社会变革所必需的，也是法律进步不可或缺的“序曲”。但是，这一论说与公认的宪政精神不相符合，其一经提出，便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进而受到尖锐的批评。学者们认为，“良性违宪”也是违宪，甚至比“恶性违宪”更为可怕，因为它可能助长那种无视宪法权威的倾向。其中，韩大元教授的言论更蕴含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他指出，“我国宪政历史的主要教训是轻视规范意识，片面地强调社会政治的必要性，在有意或无意之中形成了轻视宪政的潜在意识，习惯于规范让位于现实。 ”在我们现在看来，“良性违宪”论本质上是人治观对宪政潜意识地排斥。其把抽象的政治标准凌驾于宪法制度之上，必然否定宪法的普遍效力，破坏宪政提供的可预测性功能，最终将重蹈“法律虚无主义”的覆辙。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这一悖论已最终被摒弃，宪法的至高权威性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可挑战的，而即使实践中还不可避免的一些违宪行为，也不再公然地“抬头”宣称自己“良性”了。
但是，在中国规范宪法诞生之前，我们的宪政实践仍然受到“非规范行为”或“超规范行为”的冲击，这就是所谓“惯性修宪” 。姑且从1982年现行宪法颁布实施算起，在短短的22年内，我国进行四次修宪(几乎每五年一次)，形成31条修正案，并存在着许多对修正案的修正。对这些修正案做些梳理，就会发现一些可以被称为观念性的修宪占很大比例，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如加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等。加入“依法治国”，在有学者看来也只是一个观念性的变化，而没有更具体的制度变迁。有些修宪原是制度性的，但对其的再修正又成了观念性。比如1988年修宪，作为对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回应，规定社会主义私有经济和个体经济对公有制是一种“必要补充”，这可以视为制度性修宪，因为它实际上承认个私经济的合法性，但是1999年修宪，将这个“必要补充”改为“重要组成部分”，则是地道的观念性修宪。一个例外是，在主席这个职位上增加了“进行国事活动”这项职能，为主席参加国事活动，增加了合宪性的规定。但显然，这一难得的制度性修宪，并没有引起社会、官方乃至学者的兴趣。相比之下，在四轮马车时代起草的美国宪法，在二百多年里，只作了十五次共二十四次修改。其宪法文本虽然变动甚少，但政治制度却随着不同时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联邦政府从十八世纪末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今天对社会事务无所不管的福利政府。可见，美国宪法的成长方式中，修宪是较少采用的，只在不得已时才动用 。
如前所述，实在宪法规范的修改，一方面固然可以说，这是执政者注意到社会变革的合宪性要求，矫正以往“良性违宪”行为。在此意义上，我们为改革开放欢呼鼓掌，看到修宪的进步性。但是，制宪权本质上仍是主权者的权力。一味地适就于社会变革，如此频繁的、甚至可以说是随意的修改宪法，主权者的权力则难以保障，宪法的秩序则难以维护，规范宪法意义上的中国宪法则难以最终形成。而依法治国的核心内涵就是实现宪法政治，而成熟的宪法政治又需要一个稳定的宪法秩序，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本来就缺少悠久的宪政传统的国家里，维护宪法的稳定性，确立宪法的权威，的确是实现宪法政治、实现依法治国的最起码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我们有理由要求加快社会变革步伐的同时，保持宪法的相对稳定性，避免频繁的修宪。而要避免宪法的频繁修改，又要使其不断适应社会变革，我们必须运用法律的智慧，在技术上创设一套合乎中国实情的宪法变迁制度。
二、宪法变迁概念的界定
从语义学的角度而言，汉语中“变迁”一词指事物的变化、变更、发展、进化、演变等。“宪法变迁”作为中国宪法学的一个话语，用于研究规范和现实冲突进而引起宪法规范变化、发展现象，仅是近几年的事，且其内涵似乎并不稳定，学界有时将其与其他词语混用。
在近代西文宪法学上，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是德国的费迪南德•拉萨尔。他在1892年《宪法本质》一文中，提出了“现实的宪法”概念，涉及到宪法规范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
1928年，施密特在其《宪法理论》一书中提出“宪法变动”概念。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法学中，“变动”一词通常指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如物权的变动。而施密特的宪法变动则是指宪法的废弃、排除、修改、取消和停止 。除了“修改”涉及宪法规范内容的改动，其他变动形态均指一国宪法在效力上的全部或部分、永久或一时的丧失，即我们常说的“废改停”问题。而施密特又将“宪法的修改”严格限定为“迄今为止具有效力的‘宪法律’的正文的变更”，可见，这里并没有涵盖因种种情形导致宪法条款实质内容被“无形修改”的其他变动形态。
最早提出“宪法变迁”概念的是德国公法学的集大成者叶林纳克。他在《宪法的修改与宪法的变迁》一书中指出，宪法修改是通过有意志的行为而形成的宪法秫的一种变更。而宪法变迁则是指条文在形式上没有变化，但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基于事态变化而发生的变更，包括几种情形：1、基于议会、政府及裁判所的解释而发生变更；2、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发生变更；3、根据宪法惯例而发生变更；4、因国家权力的不行使而发生变更；5、根据宪法的根本精神而发生变更 。
有台湾学者邹文海认为“变迁”一词的词义过于模糊，提出用“成长”一词涵盖宪法修改与宪法文字的自然适应、政治传统的补充、宪法的解释等 。
现代西文的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变迁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制度变迁问题。该学派则将制度变迁界定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 。
综上，笔者认为宪法变迁的含义可从三个层面理解：其一指世界各国宪法、某种类型宪法或者某个国家宪法产生、发展的经过。其二指某国宪法修改的经过。其三指宪法条文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宪法条文的实质内容发生变化并产生一定的法律效力，也可说是宪法的“无形修改”。与宪法修改相比，作为宪法无形修改意义的宪法变迁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在某种宪法条文和社会生活冲突时，我们往往首先遇到的是宪法的自然适应过程，而不是宪法修改问题，更不是其他类型的宪法规范变动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可以用“宪法变动”涵盖“宪法修改”与“宪法变迁”，同时广义上的宪法变动还可以指上述施密特所言之宪法废弃、排除、取消和停止。而“宪法变迁”一般专指法解释学意义上的宪法的无形修改，如从法社会学、法历史学角度还可以在更大时空上泛指一国或一部宪法产生、发展、变化、消灭的经过(但在此意义上更宜用“宪法进化”或“宪法演变”等语词)。
三、构筑我国宪法变迁制度的体系
要构筑我国宪法变迁制度体系，必须回答几个问题：1、中国宪政生活可能或者应当存在着哪些具体的宪法变迁形式？2、这些变迁形式之间存在如何的内在逻辑联系与区别？3、这些变迁形式是否满足充分必要性？这些不仅是理论问题，同时是实践问题，涉及到我们如何去构筑完整严密的宪法变迁制度体系，如何去具体设计这个体系中的每一个子制度。中国宪法学者们谈到中国宪法变迁制度内容时，通常都会提到诸如宪法解释、宪法判例、宪法惯例等，但是深入讨论整个体系构建的少矣。笔者试图对此作一粗浅分析。
(一)基于权力的功能性分解：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宪法判例
分权是近现代宪法的普遍原则。洛克和孟德斯鸠当时提出这个理论时，只是从国家机关权力的结构性分离和对权力制衡的必要性角度，予以考察。按照新近的观点，分权实际上是政治系统的功能性分解，不仅是应当的，而且还是可能的。按照这个理论，政治系统有三个功能，一是民意的表达，二是民意的执行，三是民意的复归，分别对应立法、行政、司法。立法是一个利益平衡、妥协退让、发现公共利益的过程，讲究民主决策而显得无效率；行政的基本特点的是效率，因为目标已经确定，它解决的是怎么样更有效的实现。司法意味着中立、被动和遵守先定规则，这决定它不可能和行政走在一起，因为行政是有立场的，总是认为自已是公共利益的代表，积极主动地行使权力。立法提供的是抽象和普适的规则，而行政、司法尤其是司法处理的是具体的个案，合理性与合法性经常处于二难境地 。可见，立法、行政和司法分别承担着政治系统的不同功能，体现出不同属性。这就决定了作为政治系统范畴的宪法变迁，也必需而且可能由这三个权力系统来共同参与完成。
一是宪法解释。因其带有较强的造法性质，可以限制、扩张、乃至变更原宪法规范，属最重要的宪法变迁形式，故可以赋予立法机关。如我国早在1978年宪法中就将宪法解释权交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惜解释机关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至今，只有1983年9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察、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勉强算一个宪法解释性的决定。
二是宪法惯例。通常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因国家机关长期的某种作为(宪法未禁止的)或某种不作为(宪法已授权但未强制的)而形成的，前者如美国总统任职届数，从华盛顿开始逐渐形成惯例，总统连任一直不超两届，直到罗斯福之后才正式收入宪法。后者如英国宪法性法律文件有规定君主的否决权和大臣的弹劾制度，但历史上从未被行使。理论上说，政治系统中的各个权力系统都有可能因自己的作为或不作为而形成某种宪法惯例，但由行政所承担的功能和表现的属性决定，在各国宪政实践中，行政机关引发宪法惯例的情形占绝大多数。
三是宪法判例。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关系公民、法人的具体人身和财产权益，当出现法律漏洞或冲突时，需要依据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进行利益衡平，因此宪法判例也不可或缺。但注意，此处的宪法判例不是指宪法诉讼中的判例，而是指普通法院审理普通案件所形成的能引起宪法规范实质内容变动的判例。至于宪法诉讼中的判例，因我国违宪审查不大可能走司法审查路径，而且违宪审查对宪法变迁的意义不属本层面，故相关问题在下文讨论。
因此，在国家机关权力这个层面上，宪法变迁可以而且应当在立法、行政、司法这三个权力系统中，按照其各自功能和属性来进行恰当地分配，进而分别创设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和宪法判例制度。除了这些形式，立法机关实际上还可以通过制定基本法律，行政机关通过制定行政法规，司法机关通过作出司法解释，进行宪法变迁活动，特别是在宪法规范过于欠缺和模糊时，这种情形显得尤为必要和常见。但这些形式不属宪法变迁特有的范畴，而且要配之以违宪审查方得符合宪政原理。
(二)基于主权者的默认：违宪审查
在引起宪法实在规范变动的角度上说，宪法变迁与宪法修改具有同质性。而修宪权，学者公认本质上应当同制宪权一样归属于主权者，只是出于效率与成本的考虑，各国才不得不赋予代议机关行使。宪法变迁是宪法规范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自然适应的过程，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或默认，其将无法完成，这当中天然地包含着主权者制宪权力的作用。况且，如果将广大人民群众排除于宪法变迁过程之外，难保国家机关不利用宪法变迁将自己的“私货”加进去。套一句耳熟能详的政治宣言，那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为标准”。以此观之，笔者断言，主权者具有参与宪法变迁的天然合理性。所以，我们在创设宪法变迁制度时，必须为主权者的参与和起最终决定作用，提供宪法制度上的支持。在此，笔者窃以为，违宪审查制度正可以提供这样一种支持。通过赋予主权者违宪审查启动权，当社会现实与宪法实在规范冲突时，主权者看到社会现实的合理性时，将因为对表面“违宪”的社会现实予以默认，而不会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反之，当国家机关进行不当的宪法变迁活动时，主权者将不再保持沉默，并有机会通过违宪审查制度予以矫正。这样，本文开篇提及的所谓“良性违宪”的悖论将得以解决，因为在“有效的”、“能完全发挥作用的”违宪审查制度的控制下，一个违宪行为如果不会受到法定程序的否定，就能被推定为是“良性”的，从而使其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合乎宪政理想。
综上，我国宪法变迁制度体系，在第一层面即基于国家公权力机关的功能性分解上，可以分为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和宪法判例。而基于主权者制宪权力的作用，必须创设违宪审查制度，为主权者的参与和起最终决定作用，提供制度支持。实际上，宪法变迁制度体系具有不可分割性。如宪法解释，固然是立法机关参与宪法变迁的运用形式，司法机关适用法律其实同时也是解释法律的过程，完全排除其对宪法的解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国最高法院虽然规定法院裁判文书中不能直接引用宪法，但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自身已多次就个案直接根据宪法作出司法解释性批复 。又如，违宪审查通常被当作宪法监督或宪法保障制度，其与宪法解释紧密联系，而在实行司法审查的国家，违宪审查又与宪法判例密不可分。再如前所述，宪法惯例理论上并不仅是行政机关才能运用。而除了上述所有形式外，有时基本立法、行政措施、司法解释也实际上地参与宪法变迁活动。所以，这种不可分割性，给构建宪法变迁制度体系带来很大困难，本文的构建是否至恰，笔者不敢妄言，盖仅引玉之抛砖。
四、我国宪法变迁制度生成的外部条件
透过当代中国宪法的“良性违宪”和“惯性修宪”变动现象，我们就会发现，要使宪法变迁制度有效地运行，还必须为它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
首先，要剔除或忽视现行宪法的大量观念性条款。我国宪法文本最大的问题是规定国家政策过多过细，充满着大量政治纲领性而非法律制度性的内容 。几乎党的第一次大政方针的改变，都要引起宪法的大量修改。从对1982年宪法的几次修改内容看，主要集中在序言和总纲部份，这足以证明对国策的过细规定，是引起宪法“惯性”修改的原因。如果这一情况不作改变，宪法变迁制度将无法实施。因此，有必要对现行宪法作一次较大幅度的调整，取消那些不必要的条文。退一步讲，即使一时难以作大的调整，也应当在观念上予以忽视。
其次，要保障公民政治权利，落实主权在民。宪法变迁本质上应当是主权者制宪权力的作用结果。宪法变迁能否健康有序地运行，关键取决于主权者能否充分参与并有效地监督公权力机关对宪法变迁的运用。否则，宪法变迁将会助纣为虐，为各违宪行为披上“良性”的外衣。
最后，根本上是要加快推进经济市场化、价值多元化、学术新闻自由化的进程，促成社会分力格局 ，从而建立起像当代宪法学家罗文斯坦所谓的“规范宪法”意义上的中国宪法，才能在任何时候经受住时代潮流的激荡。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中共长春市委 长春市人民政府


中共长春市委、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光电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

长发[2001]12号

为加快我市光电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培育21世纪新的战略产业，根据“十五”规划和《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00〕18号），现作如下规定。

一、凡经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和市信息产业局认定的光电信息技术企业，均适用于本规定，并享受国家和省、市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本规定所指光电信息技术产业包括光电子、软件、集成电路、信息电子产品制造业。

二、创办光电信息技术企业的国内外投资者，凡具备设立条件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直接核准登记。光电信息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持有者创办企业，其注册资金不足的，可先行注册，分步到位，并允许试营运两年。允许投资者以个人住宅作为公司注册地址，从事光电信息技术产品研究、生产和经营性活动。

三、经认定的光电信息技术成果可作为无形资产参与转化项目投资，技术成果占注册资本比例可达40%，合作各方（不包括国有投资）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行政机关免收企业注册时地方收取的有关费用。
光电信息技术成果作为无形资产投资的价值，可经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也可经各投资方（不包括国有投资）协商认同并同意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同时出具协议书。企业可凭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或投资方的协议书，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四、由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开发区设立的创业服务机构，为在长投资创办光电信息技术企业的回国留学人员和其他科技人员提供投资咨询、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和项目立项等“一条龙”服务；组织介绍企业进入全国各省市建立的技术产权交易市场，进行产权交易和股权融资。

五、获得国（境）外长期（永久）居留权或已在国（境）外开办公司（企业）的留学人员，凡携带光电信息技术成果来长实施转化或投资创办光电信息技术企业的，可按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享受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

六、光电信息技术企业新增投资项目的建设用地，由同级财政返还土地有偿使用费地方留成部分。免收购置生产经营用房的交易手续费和产权登记费，房产契约税可由同级财政给予补贴扶持；耕地开垦可在全市范围内平衡，由同级财政设立专项基金给予补贴企业技术研究和生产用地的耕地开垦费。

七、来长新创办的光电信息技术企业，自认定之日起五年内，上缴的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增值税的地方留成部分，由同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给予扶持；之后五年，给予减半扶持。

八、由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定期发布我市重点支持的光电信息技术开发转化项目目录，法人或自然人均可按照公布的目录，申请项目研发的政府资助。经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市信息产业局组织专家认定的光电信息技术项目可优先列入市政府组织实施的各项技术创新引导计划，采取提供科研经费资助或股权投资、科技借款等形式给予扶持。特别重要的项目由市政府另拨专项资金给予特殊扶持。

九、银行要充分发挥信贷的支持作用，依据光电信息技术企业不同特点建立相应的授权授信制度，增加信贷品种，扩大产业信贷投入。对符合条件、能提供合法担保的光电信息技术项目，要优先发放科技贷款；对有市场发展前景、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光电信息技术成果和项目，提高贷款支持力度。

十、国内外光电信息技术专业人才来长工作，不受城市人口控制指标限制，凭企业用人协议优先办理户口迁入手续，其配偶、子女可同时随迁，免交城市增容费；光电信息技术企业急需的其他人才（学历在大专以下的），由市人事局把关审批。

十一、市属企业引进的中、高级光电信息技术人才，由市政府安排专项资金提供住房补助、安排配偶就业和子女入学、给予相应的医疗保险等方面的资助，并从优享受市政府关于引进高层次人才的优惠政策。有重大光电信息技术研发项目的人才，由用人单位和政府资助不低于10万元的研究启动经费。

十二、光电信息技术企业根据工作需要，可确定一定数量的经常出国人员，在审批年内多次出境；企业因公临时出境或邀请境外经贸科技人员来华等事项，有关部门随时协助办理。

十三、鼓励光电信息技术企业通过联合攻关、双向交流、长期合作、投资入股等多种方式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建企业技术中心或到国内其他城市建立光电信息技术研发中心。在长技术中心和研发中心除享受光电信息技术企业的政策外，还可享受独立科研院所的相关优惠政策；鼓励科研院所进入光电信息技术企业，成为企业的技术中心，并可保留研究所的牌子，享受独立科研院所的优惠政策。

十四、鼓励光电信息技术科技、管理人员以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职务发明成果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实施转化的，成果完成人可享有不低于该项成果所占股份30%的股权；以技术转让方式提供他人实施转化的，成果完成人可享有不低于转让所得税后净收入30%的收益；自行实施转化或以合作方式实施转化的，企业、科研院所或高等院校在项目盈利后3-5年内，每年可从实施该项目成果的税后净利润中提取不低于10%的收益，用于奖励成果完成人。

十五、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持有的光电信息技术成果，在成果完成一年后未实施转化的，成果完成人和参加人在不变更职务成果权属及与所属单位达成相关协议的前提下，可以自行实施转化，并根据协议，享有约定的权益。

十六、提倡和鼓励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光电信息技术人才，在所属单位同意的情况下，兼职、离职创办和领办光电信息技术企业，工龄连续计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照常评定，档案工资正常晋升，住房待遇不变。科技人员兼职创办企业上缴的企业所得税，由同级财政拿出20%的额度用于原所在单位补充科研经费。

十七、在长创办光电信息技术企业或在企业从事技术开发、科研成果转化工作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博士生、硕士生，经所在学校和科研机构同意，可以保留一定期限的学籍，保留学籍的期限，由所在学校或科研机构与学生本人以合同形式约定。

十八、对领办、创办的光电信息技术企业连续三年利润增长率高于全市光电信息技术企业平均利润增长率10%以上，贡献特别重大的科技、管理人员，企业可按三年累计新增税后利润的20%给予一次性奖励。

十九、鼓励股份制光电信息技术企业采取股票期权的方式，对有突出贡献的光电信息技术企业经营管理者和骨干科技人员实施奖励。

二十、我市现有的国有光电信息技术企业，未实施公司股份制改制的，改制时可将国有资产净值中不高于30%的部分作为股份，奖励或低价出售给有突出贡献的员工，特别是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已经实行公司股份制的企业，可从国有股中拿出10%的股份，用于奖励有突出贡献的员工，特别是科技人员。

二十一、“长春市科学技术奖”重点奖励在发展光电信息技术产业中，或在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获奖的主要科技人员同时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

二十二、依法保护光电信息技术企业和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鼓励企业逐年增加专利开发经费，企业开发专利支出的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计入成本。市政府专利扶持计划将重点对申请光电信息技术专利的企业和个人给予一定专利申请费和维持费资助。

二十三、全力扶持符合条件的光电信息技术企业发展壮大，优先推荐股票上市、发行企业债券，在资产重组、合资合作、嫁接改造、进出口权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二十四、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创办长春光电信息职业技术培训教育机构，从优享受国家和省、市规定的各项优惠政策。

二十五、鼓励国内外金融机构、投资公司和其它经济组织及个人在长建立创业投资机构；鼓励国内外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和其它企业资金入股参与光电信息技术产业化项目的创业投资。准许创业投资公司用不超过资本总额80%的资金进行投资。
在本市注册的创业投资机构，其投资于光电信息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光电信息技术企业的资金累计超过对外投资总额70%的，经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认定后，可享受光电信息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二十六、创业投资机构可以通过企业购并、股权回购、股票上市以及其他方式，回收其创业投资。

二十七、鼓励光电信息技术企业加大技术开发资金投入。企业为开发新技术、研制新产品必须购置的专用、关键的试制设备、测试仪器所发生的费用，经财税部门认定后，可一次或分次摊入成本。

二十八、经认定新成立的光电信息技术企业，不受工资总额限制，董事会可参照市场劳动力价格和当年政府颁布的工资增长指导线，自行决定职工的工资发放水平，并可全额列支成本。从事光电信息技术成果转化的回国留学人员在长取得的工资收入，可视同境外收入，在计算个人应纳所得税额时，除减除规定费用外，并可适用附加减除费用的规定。


中共长春市委
长春市人民政府
2001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