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


贵阳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

　（贵阳市人民政府令第128号　2004年2月18日）



贵阳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管理，提高规划管理工作水平，使城市规划管理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贵阳市城市规划管理条例》及有关法规、规范，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编制分区规划、详细规划（含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各项专业规划、城市设计、景观规划及建筑总平面图设计，必须符合本规定。
各项规划应采用贵阳市独立坐标系统和1956年黄海高程系统。
第三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各类建设项目的规划与实施，均按本规定执行。城镇个人建房（包括城市居民建房和农村个人建房）另行规定。
本规定未明确的，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执行。
第四条 清镇市、开阳县、修文县、息烽县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章 城市建设用地分类和适建范围

第五条 城市建设用地按《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进行分类。
第六条 建设用地的适建范围按批准的详细规划执行。
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尚未覆盖的用地，用地性质按贵阳市城市总体规划执行,各类建设用地适建范围按附表一《各类建设用地适建范围表》（以下简称附表一）执行。

第三章 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和规定

第七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建设工程项目的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应根据批准的详细规划确定。未编制详细规划的，按附表二《建筑密度及容积率控制指标表》（以下简称附表二）的规定，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
第八条 附表二中未明确控制指标的行政、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研机构、工业厂房、仓库、军事设施以及为居住小区、小区以下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等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指标，按有关法规、规范执行。
第九条 建设用地在2万平方米（含2万平方米）以上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按《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确定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执行。
建设用地在2万平方米以下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按附表二执行。
第十条 多层民用建筑建设用地小于1000平方米、高层住宅建设用地小于2000平方米、高层公共建筑建设用地小于3000平方米的，不得单独建设。
第十一条 中心城区临商业干道的建设项目，能为社会提供使用的地面广场、下沉式广场、公共停车场、屋顶平台、通道、绿地等公共开放空间的，在满足规划要求及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可以适当提高容积率，增加的建筑面积按附表三《提供开放空间增加建筑面积控制表》控制。批准增加的建筑面积不得超过原建筑面积的25%，已作为开放空间的不得改作它用，不得增加建筑物。
第十二条 建设用地内有不同性质建筑的，应分类划定建筑用地范围，分别计算建筑密度及容积率。属商办或商住综合楼的，建筑密度按附表二中公共建筑的指标执行，建筑容积率按不同性质的建筑面积换算合成。商业面积或者办公面积达不到该建筑面积10%，或者只有底层为商业或者办公的综合住宅，按住宅面积计算，建筑容积率按附表二中住宅的指标执行。
第十三条 建设用地可利用地形高差，消防车能直接进入建筑屋面并到达该建筑消防出入口的，其建筑密度不得大于60%。

第四章 建筑间距

第十四条 建筑间距必须符合消防、卫生、环保、绿化、安全、工程管线、建筑设计规范和文物古迹保护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十五条 住宅间距，应当以满足日照要求为基础，综合考虑采光、通风、消防、防灾、管线埋设、视觉卫生等要求确定。
中高层以下住宅间距规定如下：
（一）住宅日照间距
南北向平行布置的住宅，建筑高度与建筑正面间距之比L为1：1.1；
（二）住宅正面间距折减，应按日照标准确定的不同方位的日照间距系数控制，也可采用附表四《不同方位间距折减系数表》换算。
（三）相互垂直布置的住宅，山墙面对纵墙面，山墙不得开窗挑阳台，进深宜控制在12米以下，最小间距不得少于10米，临山墙开间不得双侧设置阳台；进深大于12米的山墙或山墙开窗的，应按照开窗面日照间距退让，阳台设置不得大于建筑面宽的三分之二。
（四）既非平行也非垂直布置的住宅
1、当两幢住宅纵墙开窗面对纵墙开窗面的夹角小于或者等于15°时，按开窗面对开窗面的间距要求确定，最窄处间距不得小于1：1.0。
2、当两幢住宅纵墙开窗面对纵墙开窗面的夹角大于15°小于45°时，最窄处间距不得小于15米。
3、当两幢住宅纵墙开窗面对纵墙开窗面的夹角等于或者大于45°小于60°时，最窄处间距不得小于13米。
4、当两幢住宅纵墙开窗面对纵墙开窗面的夹角等于或者大于60°小于90°时，按山墙面对纵墙开窗面间距控制，最窄处间距不得小于10米。
（五）当住宅布置利用南向、东向或南偏东、南偏西30°以内的坡地高差时，视利用地形高差的具体尺寸，对间距折减，折减后的间距不得小于13米；30°以内的北向坡，视地形高差的具体尺寸，相应加大间距。
第十六条 中高层以下住宅山墙与山墙的间距不得小于7米，山墙不得开窗、挑阳台。山墙与山墙间距大于等于10米的，山墙允许设置通气高窗，不得挑阳台。
第十七条 中高层以下点式住宅之间间距之比为1：1.0； 中高层以下点式住宅与相邻住宅的间距，按照本规定第十五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24米以下公共建筑之间及与中高层以下住宅的间距按本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高层建筑与中高层以下住宅的间距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南北向布置，面宽小于等于40米的高层建筑与北侧住宅的间距按高层建筑高度的0.4倍控制，且最小间距不得小于30米；面宽大于40米的高层建筑与北侧住宅的间距按高层建筑高度的0.5倍控制，且最小间距不得小于30米。
（二）面宽小于等于40米的高层建筑与南侧住宅间距按高层建筑高度的0.35倍控制，且最小间距不得小于20米；面宽大于40米的高层建筑与南侧住宅的间距按高层建筑高度的0.4倍控制，且最小间距不得小于24米。
（三）建筑朝向为东西向的，高层建筑与西侧住宅的间距按高层建筑高度的0.4倍控制，高层建筑与东侧住宅的间距按高层建筑高度的0.35倍控制，且最小间距不得小于24米。
（四）高层条式、点式建筑的短边或山墙面与中高层以下住宅山墙面间距不得小于13米。
（五）高层建筑裙房与相邻住宅的间距按本规定第十五条执行。
第二十条 两幢高层建筑及临街连续布置的高层点式建筑之间的开窗面间距，南北向平行布置的，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0.45倍，并不得小于24米；东西向平行布置的，不小于东侧建筑高度的0.4倍，并不得小于20米。
第二十一条 挡墙、护坡与建筑的最小间距要求。
（一）在无地质灾害影响下，应满足住宅日照、通风、防护、消防的需要。
（二）高度大于2米小于6米的挡墙和护坡的上缘与建筑的净距离不得小于5米，下缘与建筑的净距离不得小于3米。
（三）高度大于6米的挡墙应作退台处理，退台宽度不得小于1.5米。
第二十二条 高层住宅建筑的采光槽，宽深比不小于1：2.5，开槽宽度最小不得小于2.7米；中高层以下住宅采光槽，宽深比不小于1：2，开槽宽度最小不得小于2.4米；中高层以下住宅内天井平面轴线尺寸不得小于3.3米×3.3米。
第二十三条 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教室及生活用房其遮挡建筑的距离必须达到冬至日满窗日照不小于三小时的日照标准，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活动场地必须满足有二分之一的活动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以外的要求；中、小学教学楼应满足冬至日不小于两小时的日照标准。
第二十四条 100米以上高层建筑及其他非住宅建筑的间距，特殊地形、地段的建筑间距在符合交通、消防、采光、通风、城市景观的规定条件下，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确定。

第五章 建筑物退让距离

第二十五条 建筑物沿城市道路、公路、铁路、河道、排水干线、人防设施、文物古迹、电力保护区及用地边界建设时，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的规定及本章规定。
第二十六条 建筑物沿用地边界修建，应按本规定第四章建筑间距规定的一半和按相邻建筑的间距要求退让。不开窗的山墙沿用地边界布置时，应按5米和满足与相邻建筑的间距要求退让。
第二十七条 沿城市道路新建、改建建筑物，建筑退让距离按 附表五《路段上建筑物退让城市道路红线控制表》执行。
第二十八条 规划宽度25米以上城市道路交叉口范围的建筑，退让城市道路红线距离在路段规定退让的基础上再退5米。
第二十九条 沿红线宽度小于20米的规划道路，两侧建筑按《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的规定退让，同时应保证与相邻建筑间距的要求。
第三十条 新建大型影剧院、大型商场、游乐场、体育馆、展览馆等公共建筑，主出入口方向后退道路红线距离不小于15米，并满足停车、迴车、人流集散等方面的需要。
第三十一条 除需要与城市管线接口的上、下水管道以外，建筑物、构筑物的围墙、基础、地下建筑、踏步、阳台、雨棚、水表井、化粪池及附属设施不得突入规划道路红线。
第三十二条 地下建筑应按用地边界退让3米以上修建。地下建筑临城市道路应按地面建筑临城市道路要求退让。
第三十三条 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临公路或高等级公路两侧建筑的退让，必须符合城市规划管理规定和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范围以外的城镇、村镇临公路或高等级公路两侧的建筑，退让距离应符合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并符合规划划定的隔离保护带要求。
第三十四条 沿河道及排水干线两侧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应按河岸蓝线、排水干线保护范围以外2米退让。河道、排水干线保护范围规定如下：
（一） 南明河两侧保护范围按下列要求控制：
1、花溪水库大坝至龙王庙段按规划的河岸蓝线两侧50米控制；
2、龙王庙至水口寺大桥段按规划的河岸蓝线两侧20米控制；
3、水口寺大桥至乌当大桥段按河道中心线两侧60米控制。
（二） 市西河、贯城河、小车河、陈亮河、麻堤河等河流按规划的河岸蓝线两侧7米控制。
（三） 鱼梁河按规划的河岸蓝线两侧50米控制。
（四）排水干线按规划的断面外侧不小于3米控制。
（五）城市规划区内的其他河流、排水干线两侧保护范围，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防洪、城市景观等因素具体确定。
第三十五条 在铁路两侧新建、改建建筑物退让距离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在铁路干线和规划铁路干线两侧建设的，除直接为铁路服务设施以外，离边股轨道中心线的距离不小于20米；在铁路支线、专用线两侧建设的，离边股轨道中心线的距离不小于15米；在铁路两侧修建围墙的，离边股轨道中心线的距离不小于5米，围墙的高度不大于2.5米。
铁路干线±0.00高于地面时，建筑物退让距离按护坡下缘起计算。
（二）沿铁路修建高层建筑、高大构筑物（水塔、烟囱等）、危险品仓库和堆场时，其后退距离会同铁路管理部门审核后方可确定。
第三十六条 在人防设施附近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退让距离按《贵阳市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范围及文物保护的建设控制地带进行建设，应当符合《贵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八条 靠机场、通信、微波等有关设施建设，其水平避让距离按有关的技术规范执行。

第六章 建筑物的高度控制

第三十九条 建筑物的高度必须符合日照、间距、消防等方面的规定。
第四十条 建筑高度应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时应服从城市景观规划、城市设计、城市结点规划需要控制的高度。没有高度控制的地带，按下列计算公式控制建筑高度：
H≤1.5（B+b）
公式中：H——沿街建筑高度
B——规划道路红线宽
b——建筑物后退规划道路红线距离
第四十一条 七层及以上住宅或者住户入口层楼面距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度超过16米以上的住宅，必须设置电梯。有下列情形的，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底层作为商店或其它用房的多层住宅，其住户入口层楼面距该建筑物的室外设计地面高度超过16米时必须设置电梯。
（二）底层做架空层或贮存空间的多层住宅，其住户入口层楼面距该建筑物的室外设计地面高度超过16米时必须设置电梯。
（三）顶层为两层一套的跃层住宅时，跃层部分不计层数。其顶层住户入口层楼面距该建筑物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度不超过16米时，可不设电梯。
（四）住宅中间层有直通室外地面的出入口并具有消防通道时，其层数可由中间层起计算，总层数不得超过九层。
第四十二条 在航空港、气象台、电台、电信、微波通信、卫星地面站、军事设施等有净空要求的地区新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时，其高度必须符合有关规定。
第四十三条 在文物保护建设控制地带和风景名胜区核心区以外新建、改建建筑物，其高度应符合《贵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贵州省风景名胜区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

第七章 市政公用设施

第四十四条 城市的各类管线应根据不同管线的特性和设置要求综合布置，各类管线相互间的水平与垂直净距和各种管线与建筑物及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间距，按《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98）的要求控制。
第四十五条 沿城市道路规划与建设的各种地下管线走向应与道路中心线相平行，其埋设深度应根据道路结构标高和管线的安全要求确定，在人行道内建设的各种管沟，其管沟预制盖板不得外露，以保证行人通行。道路红线宽度超过30米的城市干道，管线可以双侧布线。
第四十六条 工程管线埋设完毕后，必须作竣工测量，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七条 新建、改建城市道路应按照《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90）及以下规定执行：
（一）城市道路的设计、施工应符合规划的道路红线宽度及竖向标高。
（二）道路纵坡控制在5%以下。特殊地段最大纵坡不得超过9%，并应根据不同的坡度及设计车速控制坡长。最小纵坡应大于或等于0.5%, 困难时，可大于或等于0.3%。
（三）城市道路纵坡不得直接插入交叉口，应设有保证安全要求的缓和段，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范围内纵坡不应大于3%。
（四）人行过街天桥及跨街道的建筑物、构筑物净空不得低于4.5米，人行天桥桥面宽不得小于梯道宽；人行地道净空不得低于2.5米；跨越铁路的人行天桥、建筑物、构筑物净空不得低于6.5米。
（五）建设城市高架路、轻轨道路、高速公路经过已有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应当设置声障设施。
（六）人行道道沿高度不得小于0.2米。
（七）新建、改建城市道路应按规范设置方便残疾人使用的盲道等无障碍设施。
（八）特殊地形、地段城市道路建设，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确定。
第四十八条 新建、改建城市桥梁按照桥梁设计规范要求并遵循以下规定：
（一）新建、改建桥梁的净宽不应小于规划的道路红线宽。
（二）桥梁的设计应考虑管线通过，可燃、易燃工程管线不宜利用交通桥梁跨越河道。
（三）桥梁的横断面划分应与道路横断面一致。
第四十九条 城市规划区范围的新区建设、旧城改造，应按下列建筑面积规划指标规定设置环境卫生设施：
（一）公共厕所设置
1、居住小区按6～10平方米/千人。
2、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加油站及农贸市场按集散人流15～25平方/千人。
3、购物中心、文化娱乐中心10～20平方米/千人。
4、公共厕所的相隔距离或服务范围：主要繁华街道公共厕所之间的距离为300～500米，流动人口高密集的街道宜小于300米，一般街道公厕之间的距离约750～1000米为宜，未改造的老居民区为100～150米，新建居民区为300～500米。
5、公共厕所按2500～3000人设置一座，建筑面积30～50平方米。
（二）生活垃圾收集点设置
1、生活垃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一般不超过70米一个，用地面积不小于40平方米，周围的建筑间隔不小于5米。
2、废物箱的设置间隔：商业大街25～50米；交通干道50～80米；一般道路80～100米。
3、垃圾收集点的位置应设置在既方便居民又不影响市容观瞻的非临街位置。
（三）垃圾转运站、垃圾堆场
1、小型转运站每0.7～1平方公里设置一座，用地面积不小于100平方米，周围的建筑间隔不小于8米。
2、大中型转运站每10～15平方公里设置一座，用地面积根据日转运量确定，详见附表六《大中型垃圾转运站规模控制表》。
3、城市生活垃圾堆场应设置在城市郊区，拟选位置应注意城市风向，避开城市水源保护范围及地质灾害地区。垃圾堆场应设置围墙、道路、绿化和管理用房，应具备环境保护的处理措施，使用时间不少于10年。
（四）汽车洗车场
在入城道路口、城郊结合部设置洗车场和市内小型洗车点，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设置，应符合环境保护和市容环境卫生的有关规定。
第五十条 城市各类停车场（库）应执行下列规定：
（一）公共建筑、公共服务设施及一、二类住宅按附表七《停车泊位指标表》规定执行。
（二）停车场（库）应根据就近位置、节约用地、利用地形的原则，宜采用地下或多层车库。
（三）机动车停车场出入口应符合行车视距的要求，并应右转出入车道。
（四）停车场出入口应距离人行过街天桥、地道和桥梁、隧道坡道起止线50米以远；50个车位以下的停车场可设一个出入口，净宽度不小于7米；50～300个车位的停车场，应设两个出入口，出入口距离应大于20米；大于300个车位的停车场，出口和入口分开设置，两出入口距离应大于20米。
（五）停车场（库）的设计应按公安部、建设部[88]公（公管）字90号《汽车场规划设计规则（试行）》执行。
第五十一条 汽车加油站
城市公共加油站的服务半径宜为0.9～1.2公里，总平面图及建筑设计须符合城市景观、交通、消防等部门的规定。
第五十二条 城市消防
城市消防设施、消防站的设置,按有关规范执行。
第五十三条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不宜采用悬挂式广告。
（二）大型户外广告不得遮挡城市景观、城市绿化、标志性建筑、交通设施、纪念性建筑、党政机关、文物古迹及城市小品,不得影响相邻建筑的采光、通风、交通、消防。
（三）不宜在道路中心隔离栏杆及车辆转弯视距离范围内设置。
（四）必须符合《贵阳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规定》的相关规定。
第五十四条 凡在城市规划区内的城市道路、广场、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建设城市雕塑，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并与城市景观、环境相协调。

第八章 城市绿地

第五十五条 城市道路绿地率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园林景观路绿地率不得小于40%；红线宽度大于50米的道路绿地率不得小于30%；红线宽度在40～50米的道路绿地率不得小于25%；红线宽度小于40米的道路绿地率不得小于20%。道路绿地布局中，种植乔木的分车绿带宽度不得小于1.5米;主干路上的分车绿带宽度不宜小于2.5米;行道树绿带宽度不得小于1.5米。
旧城改建道路酌情降低，但不得低于上述绿地率指标的一半。
（二）中心岛绿地应保持各路口之间的行车视线通透。
（三）公共活动广场周边宜种植高大乔木。集中成片绿地不应小于广场总面积的25%。
（四）车站、码头、机场的集散广场绿化应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树种。集中成片绿地不应小于广场总面积的10%。
（五）停车场种植的庇荫乔木树枝下高度应符合停车位净高度的规定：小型汽车为2.5米，中型汽车为3.5米，载货汽车为4.5米。
（六）在分车绿带和行道树绿带上方必须设置架空线时，应保证架空线下有不小于9米的树木生长空间。架空线下配置的乔木应选择开放形树冠或者耐修剪的树种。
（七）行道树绿带下方不得敷设管线，树木与其他设施的最小水平距离应符合附表八《树木与其他设施最小水平距离控制表》的规定。
第五十六条 居住区绿化
（一）新建居住区、居住小区、居住组团的绿地配置按《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的要求执行。
（二）居住区内绿地，按相应规模配置包括公共绿地、宅旁绿地、配套公建所属绿地和道路绿地等。
（三）绿地率：新区建设不应低于30%，旧区改建不宜低于25%。
（四）公共绿地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组团绿地的设置应满足有不少于1/3的绿地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要求，并便于设置儿童游戏设施和适于成人游憩活动。
（五）居住区内公共绿地的总指标，应根据居住人口规模分别达到：组团不少于0.5平方米/人,小区(含组团)不少于1平方米/人,居住区(含小区与组团)不少于1.5平方米/人,并应根据居住区规划组织结构类型统一安排、灵活使用。
旧区改造可酌情降低，但不得低于相应指标的70%。
第五十七条 新建工业与其它民用建筑的绿化用地按下列控制指标执行：
（一）行政办公绿地率不少于35%。
（二）金融商业绿地率不少于20%。
（三）文化、娱乐、宾馆绿地率不少于35%。
（四）学校、科研绿地率不少于35%。
（五）工业企业绿地率不少于30%，有污染的工业项目绿地率按有关绿地率指标执行。
第五十八条 规划确定的绿化用地，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用地性质，不得非法占用。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九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按《贵阳市城市规划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六十条 本规定施行前，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及建筑设计方案未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已审定但未报建单体方案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及建筑设计方案已审定但未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的项目，均按本规定执行。
第六十一条 本规定自2004年4月1日起施行。1997年10月28日公布施行的《贵阳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同时废止。

附表二　　　　建筑密度及容积率控制指标表

控制范围
控制指标
建筑性质高度
旧区改造
金阳新区

中心环路以内
中心环路以外

建筑密度（%）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容积率
低层住宅 （1～3层）
40
1.2
40
1.2
40
1.2
多层住宅 （4～6层）
30
2
30
1.8
30
1.8
中高层住宅 （7～9层）
30
2.2
28
2.2
25
2.0
高层住宅 （10层以上）
25
3.5～4.0
20
3.0～3.5
20
3.0～3.5
公共建筑 （高度24米以下）
40
3.5
30
3.5
20
3.0
高层公建 （高度24米以上100米以下）
35
6.0
30
5.0
20
3.5
低层厂房及库房
/
/
40
1.8
40
1.8
多层厂房及库房
/
/
30
2.5
30
2.5

备注：1、表内建筑密度、容积率控制指标为上限值。
2、100米以上超高层公共建筑建筑密度、容积率控制指标由城市规划部门根据城市景观等要求具体确定。
3、中心环路以内：指从宝山路、解放路、浣沙路、枣山路、北京路围合的城区范围和沿外环路规划道路红线外侧进深50米范围的建设用地。
4、 中心环路以外：指除“中心环路以内”所述范围以及金阳新区范围以外的其他城区。

附表三　　　 提供开放空间增加建筑面积控制表

容积率控制指标
提供1m2开放空间，允许增加的建筑面积（m2）
小于1.8
2．0
大于等于1.8小于2.0
3．0
大于等于2.0小于3.0
4．0
大于等于3.0小于4.0
5．0


附表四　　　　　　不同方位间距折减系数表

方 位
0°～15°（含）
15°～30°（含）
30°～45°（含）
45°～60°（含）
60°～90°（含）
折减系数
1.0L
0.9L
0.8L
0.9L
0.95L

备注：1、表中方位为正南向（0°）偏东、偏西的方位角；
2、L为贵阳正南向住宅的标准日照间距。
3、本表指标仅适用于无其他日照遮挡的平行布置条式住宅之间。
4、日照间距以南侧、东侧建筑高度计算。


附表五　　　路段上建筑物退让城市道路红线控制表

道路等级
退让
建筑
40米以上
大于30米 小于等于40米
大于25米 小于等于30米
大于等于20米 小于等于25米

退道路红（米）
退道路红线（米）
退道路红线（米）
退道路红线（米）
高度24米以下
建筑

5

4

3

3
高度24米及以上50米以下建筑

10

10
8
8
高度50米及以上100米以下建筑

12

12
10
10
100米以建筑
由城市规划部门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备注：1.表中数字为控制的下限值。
2.建筑物退让距离，以建筑物及建筑外挑部分沿城市道路一侧实际投影线计算。



附表六　　　 大中型垃圾转运站规模控制表

日转运量（吨）
用地面积（平方米）
附属建筑面积（平方米）
150
150～300
300～450
＞450

1000～1500
1500～3000
3000～4500
＞4500
100
100～200
200～300
＞300



附表七　　　　停车泊位指标表

序号
建筑类别
指标单位
机动车指标
自行车指标
备注
1
第一类旅馆
车位/客房
0．25
1.0

2
第二类旅馆
车位/客房
0．25
1.0

3
饮食店
车位/100平方米营业面积
1．70
3．6

4
一类办公楼
单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
0．50
0．40
建议值
5
二类办公楼
单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
0．40
2．00
建议值
6
商业场所
车位/100平方米营业面积
0．30
7．50
建议值
7
一类体育馆
车位/百座
3．50
20．00
建议值
8
二类体育馆
车位/百座
2．00
20．00
建议值
9
一类影剧院
车位/百座
3．00
15．00

10
二类影剧院
车位/百座
2．50
15．00

11
展览馆
车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
0．40
2．50

12
医院
车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
0．20
2．50

13
一类游览场所
车位/100平方米游览面积
0．08
0．50
市区
14
一类游览场所
车位/100平方米游览面积
0．12
0．20
郊区
15
二类游览场所
车位/100平方米游览面积
0．05
0．20

16
火车站
车位/高峰日每千旅客
2．00
4．00

17
一类住宅
车位/户
1．00
/

18
二类住宅
车位/户
0．30
1．00


备注：1、本表车位以小汽车为标准单位。
2、第一类旅馆指涉外旅馆，第二类旅馆指接待国内旅客的旅馆。
3、一类办公楼指中央、省级机关、外贸机构及外国驻华办公机构。二类办公楼指其他机构。
4、座位数超过4000座的体育馆和座位数超过15000座的体育场为一类体育（场）馆，其他为二类体育（场）馆，体育场停车车位数可以低于体育馆停车车位数。
5、一类影剧院指省、市级影剧院，其他为二类影剧院。
6、一类游览场所指古典园林、风景名胜。二类游览场所指一般城市公园。
7、一类住宅指国内高级住宅以及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等使用的住宅。二类住宅指普通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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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程序性裁判/无罪推定/证据能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明责任
内容提要: 在程序性裁判领域，法院所要面对的不是检察机关的指控是否成立的问题，而是控辩双方所发生的程序性争议如何解决的问题。在这种司法裁判活动中，被告人一般不会面临受到无根据和不公正定罪的危险，无罪推定原则失去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司法证明活动也无需遵循严格证明的准则。目前，我国法律已经在非法证据排除领域初步确立了程序性裁判机制。与此相对应，法律也有待于确立一系列证据规则，从而设定有别于实体性裁判程序的证据准入规则、责任和证明标准。随着程序性裁判制度的逐步发展，这类证据规则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


一、引言

传统意义的审判是指法院为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问题而进行的司法裁判活动。随着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刑事审判已经逐渐突破原来固有的“实体性裁判”的范围，而衍生出“程序性裁判”的机制。所谓“程序性裁判”，是指那些为解决控辩双方存在的程序性争议而举行的司法裁判活动。例如，被告人对某一法官提出回避申请的，法院需要对该项申请是否成立作出决定；公诉方或者被告方申请法庭延期审理的，法院要作出是否批准的裁决；控辩双方围绕着管辖问题发生争议的，法院需要就此作出决定；被告方对某一控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要求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的，法院也应决定是否予以采纳；对于被告方排除控方证据的申请，法院也需要作出是否同意的裁决……在以上情形下，法院都需要举行程序性裁判活动，并对有关程序性争议作出裁判结论。这种裁判结论尽管并不涉及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却对刑事诉讼的进程具有程度不同的影响。

根据所要解决的程序性争议的不同，程序性裁判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程序性裁判，泛指一切旨在解决程序性争议的司法裁判活动。例如，前面所说的围绕着延期审理、回避、管辖、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等问题所发生的程序性争议，就都应被纳入广义的程序性裁判的程序轨道。狭义的程序性裁判，则专指法院针对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或者下级法院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为确定是否实施程序性制裁所进行的司法裁判活动。迄今为止，中国法律确立了两种典型的程序性制裁制度：一是针对非法侦查行为的排除规则，二是针对审判程序违法的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制度。法院为确认初审法院的审判是否违反法律程序的裁判活动，通常发生在第二审程序之中。而法院为审查侦查程序的合法性、确认应否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判活动，则可以在第一审和第二审程序中先后发生。这两种旨在实施程序性制裁的裁判活动，都属于狭义的程序性裁判。

与“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相对应的是，中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也存在着“重实体性裁判、轻程序性裁判”的观念。1996年完成的“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其实就是在实体性裁判程序中引入对抗制的一次不成功尝试。[1]2010年10月1日开始在全国法院试行的量刑程序改革，确立了一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其实也属于在量刑审理程序中引入诉讼机制的一次改革。[2]但相比之下，无论是刑事诉讼立法还是司法解释，在程序性裁判领域都没有作出带有普遍意义的改革。迄今为止，无论是在证据展示的范围、延期审理、回避、管辖异议、证人证言调查方式、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等领域，还是在二审程序中的诸多程序事项方面，法律都没有确立旨在规范法院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性裁判制度。对于那些发生在上述领域中的程序性争议，法官大都按照一种书面和间接的审查方式确认程序性事实，甚至不经控辩双方的有效参与，就直接作出采纳或者驳回的决定。不仅如此，这些动辄以“决定”名义所作的裁判结论，还普遍剥夺了当事人提出上诉的机会，检察机关事实上也难以提出抗诉。[3]

2010年7月1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会同其他三个部门颁布实施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确立了非法证据的范围以及排除非法证据的后果之后，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该项司法解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方式、程序性审查优先原则以及初步审查与正式审查相分离的机制，还规定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义务，建立了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以及相应的证明标准。[4]《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生效实施，标志着一种针对侦查程序合法性的程序性裁判机制，在中国法律中初步得到确立。

当然，《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颁布，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得到有效的实施。从中国近20年的刑事司法经验来看，这种旨在限制控方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制裁非法侦查行为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将是步履维艰，甚至是命运多桀的。[5]尽管如此，作为迄今为止第一部建立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司法解释，它为我们分析中国的程序性裁判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

本文所要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程序性裁判机制问题。对这一问题，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有过系统的分析。[6]本文所要讨论的是程序性制裁中的证据规则问题。一般而言，证据规则所要规范的是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以及案件事实的证明问题。传统上，刑事证据法是围绕着控制定罪问题而存在的，与此相关的证据法理论也大都将避免无根据的、任意的甚至错误的定罪，作为学术立论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在程序性裁判领域，法院所要面对的不是检察机关的指控是否成立的问题，而是控辩双方所发生的程序性争议如何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这类程序性争议，法院需要对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确立采纳标准，适用排除规则，也需要在控辩双方之间确立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确定司法证明的标准。而所有这些旨在规范程序性裁判程序的证据规则，都与传统的以定罪为中心的证据规则有着实质性的差异，而有重新探索的必要。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实体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为参照系，总结程序性裁判中的特殊证据理念，从而为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确立理论基础。在此前提下，本文将就程序性裁判过程中的证据准入资格、证明责任等具体的证据问题，进行初步的讨论。考虑到中国目前主要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上确立了较为完整的程序性裁判机制，而对其他大量的程序性争议问题，法院尽管会作出裁判结论，却没有确立相应的司法裁判程序，因此，本文主要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为样本展开讨论。不过，笔者也将简要论及在普遍意义上如何确立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问题。

二、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据理念

（一）程序性裁判中的自由证明理论

在英美法中，有关程序性事实的证明，适用较为简易的程序，并对证据的可采性不作严格的限制，那些被用来规范犯罪事实认定过程的证据排除规则，基本上对程序性事实的认定过程不具有约束力。不仅如此，有关程序性事实的证明，适用不同于实体性裁判的责任分配规则和证明标准。[7]

在大陆法中，司法证明有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之分。对于诸如犯罪事实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等实体争议事实，适用严格证明法则，也就是确立严格的形式法则。这种“严格的形式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用法定的“证据方法”，也就是只能以法律准许的证据方法来认定案件事实；二是遵循法定的“调查程序”，尤其要适用直接、言词和公开的审理原则；三是法官对案件事实所形成的内心确信要达到最高的程度。相反，对于诸如诉讼要件、羁押、搜查、证据保全、回避等程序争议事项，则适用自由证明法则。在自由证明适用的场合，法院不受法定的证据方法和调查程序的限制，原则上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证据材料来加以证明。法官可以采用查阅卷宗、电话询问等方法查明程序性事实，而不受直接、言词和公开原则及传闻证据规则的限制。[8]

而根据中国主流的证据法理论，对于程序性事实的认定适用自由证明的准则。尤其是对于诸如回避、延期审理、证据展示、证人资格等程序性事实，法律学者普遍认为不需要确立过于严格的证据方法和调查程序，也不应设立过高的证明标准。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供述取得合法性的证明问题上，却采取了一种相对严格的证明方式。根据这一规定，公诉方可以通过提供侦查讯问笔录、当庭播放录音录像等方式，来证明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也可以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如果“仍然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公诉方则可以通知负责讯问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公诉方举证后，控辩双方可以就供述取得是否合法的问题进行质证和辩论。当然，对于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以及实物证据取得的合法性问题，则没有明确确立上述证明准则。

由于在广义上的程序性争议问题上，中国法律并没有建立专门的程序性裁判机制，法院一般按照一种行政化的方式作出决定，几乎完全排除了控辩双方的参与机会，这使得法学界倡导的“优先适用自由证明”的观点并没有在现行法律中得到体现。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针对特定程序性争议所确立的证明机制，则显示出程序性裁判中证据规则的发展还存在着另外一套逻辑体系。当然，这种证明机制在被告人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问题以外的场合，似乎还没有得到推行的迹象。自由证明的理念也还有着广泛适用的可能性。于是，我们就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程序性事实的证明中要适用有别于实体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为什么在诸如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等问题的认定上，要确立相对严格的证据规则?

（二）以实体性裁判为参照系的分析

在实体性裁判过程中，法院要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加以认定，并就被告人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作出判决。在这种以定罪控制为中心的审判程序中，法院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避免任意和错误的定罪，保证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为此，法院需按无罪推定理念，确保被告人获得“法律上无罪”的程序保障，促使公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为此，实体性裁判需要确立严格证明的机制，使得证据方法和事实调查程序具有严格的形式。

与实体性裁判不同的是，程序性裁判并不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主要用来解决控辩双方发生的程序性争议。对于这种程序性争议的裁判结论，或许会对刑事诉讼的进程具有程度不同的影响，但一般不会直接影响案件的实体结局，更不会带来要么导致有罪、要么促成无罪的严峻局面。相对于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而言，诸如回避、管辖异议、证据展示等方面的程序性事实，即便发生事实认定上的错误，也通常不会带来严重的法律后果。实体性裁判中经常所要面临的冤枉无辜、放纵犯罪的危险，在程序性裁判中是不会出现的。比如说，对于某一合议庭成员应否回避的问题，法院即便无理拒绝被告方的回避申请，也主要会带来合议庭的中立性受到消极影响的问题，而一般不致于导致合议庭形成误判的结果。

实体性裁判之所以要确立严格证明的机制，除了要避免错误定罪的风险以外，还要保证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使其各项诉讼权利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但在程序性裁判过程中，这种以被告人为中心的程序理念失去了存在的前提。通常情况下，控辩双方对于回避、管辖、延期审理等程序问题，都有着平等提出诉讼请求的机会，法院对控辩双方提出的程序性争议也要给予平等的裁决。除了后面将要分析的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问题以外，法院对于绝大多数程序性争议问题只要做到不偏不倚地认定事实、一视同仁地适用法律，就足以保证被告方受到公平对待了。不仅如此，在大多数程序性裁判过程中，被告人只要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就足以与公诉方展开平等的诉讼争辩，而通常不存在“一方强大，另一方弱小”的不均衡对抗问题。正因为如此，所谓的“平等武装”，也就是“天平倒向弱者”的理念，在程序性裁判中并不适用。当然，这只是一般原则。至少在被告人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问题上，法院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要遵循例外的规则。

可以说，程序性裁判所具有的维护公平游戏规则的诉讼功能，决定了它与实体性裁判具有实质性的区别。也正是这种特殊的诉讼功能，决定了它具有明显的民事诉讼特征，而不具有典型的“刑事诉讼特质”。具体而言，控辩双方围绕着程序性问题所发生的争议，与民事纠纷具有相似之处。无论是对回避问题、管辖问题、延期审理问题，还是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控辩双方都可以向法庭提出诉讼请求，并申请法庭作出裁判。对于这些程序问题，控辩双方可以提出诉讼请求，也可以撤回诉讼请求，法庭甚至可以说服双方举行和解，甚至直接进行调解。在很大程度上，程序性裁判程序的启动，以控辩双方对有关程序问题存在争议为前提，而双方的合意则对法庭的程序性裁判结论具有决定作用。这显然说明，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处分原则，在程序性裁判程序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而刑事诉讼所固有的那种国家追诉主义、起诉法定主义以及法院依据职权主动进行调查的理念，在程序性裁判中基本上没有适用的空间。

程序性裁判程序既然具有民事诉讼的基本品格，那为什么那种旨在规范程序性事实认定的证据规则要遵循自由证明的准则呢?其实，这是由程序性裁判程序对诉讼效率的考虑所决定的。基于节省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任何国家的刑事诉讼都会将司法资源集中投入到实体性裁判之中，尤其是运用到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明过程之中。而且即使是实体性裁判程序，也会因为案件的复杂程度和控辩双方的争议程度，而有着繁简分流的制度设计。对于那些被告人自愿认罪、对指控罪名不持异议的轻微刑事案件，法院可以按照较为简易的程序加以审理。不仅如此，同样是出于节约诉讼成本的考虑，对于控辩双方就程序性事项发生争议的场合，法院所进行的程序性裁判过程也应选择较为简易的程序，从而确保这类争议得到快速的处理。与此同时，对于控辩双方提出的相关证据，法律一般也不设置严格的证据能力要求，更不会动辄适用证据排除规则。例如在美国，被告方通常只能在开庭之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庭审理一旦正式开始，一般禁止提出此类诉讼请求。[9]而在英国，法庭为裁决控方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所举行的“预先审核”程序，给予控辩双方当庭辩论的机会。但除非控辩双方围绕事实问题存在争议，否则，法庭不会传唤证人出庭作证，而对证据采取书面、间接的审查方式。[10]在德国，为解决诸如回避、诉讼要件、证人资格等方面的争议，法庭可以采取相对自由的证明方法，甚至可以直接通过阅卷、电话询问等非正式方式进行证据调查。这些程序性裁判的简易程序设计，都体现出提高效率、避免诉讼拖延的考虑。[11]

（三）被告人供述问题的特殊性

既然程序性裁判通常具有较为简易的程序模式，适用自由证明的理念，那么，为什么在针对被告人供述的证据能力问题上，中国司法解释却采取了一种相对严格的证明机制呢?

事实上，无论是英美法还是大陆法，对于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问题，都确立了某种有别于普通程序性裁判的程序机制。与搜查令的发布、羁押命令的制作、对回避申请的裁决以及保释听证等程序相比，那种针对被告人供述合法性所举行的司法审查程序要相对更为正规、复杂一些。而与物证、书证等证据的合法性审查程序相比，那种针对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审查，也要遵循更为严格的证明机理。之所以作此制度设计，主要是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被告人身陷囹圄，丧失了人身自由，其所作的有罪供述带有先天的不自愿性；二是被告人所获得的律师帮助极为有限，律师在搜集侦查人员非法讯问的证据方面会遇到程度不同的困难；三是侦查人员在羁押性讯问中具有主观随意性，无论是在讯问的时间选择、地点、持续时间还是在适用的讯问手段等方面，都存在着滥用权力、滥施暴力的危险；四是侦查人员一经采取酷刑、暴力、威胁等非法讯问手段，就很容易造成被告人被“屈打成招”，作出虚假的供述，甚至酿成刑事误判；五是无论是被告人还是辩护律师，在证明侦查人员非法讯问方面都存在着信息不足的问题，而侦查人员则有着保存证据、提供证据的便利，他们可以通过制作笔录、制作视听资料、保留医疗检查记录等各种方法，来证明侦查行为的合法性。[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