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我局执法质量的粗浅思考

徐松灿

我县公安机关在开展端正执法思想，坚持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等思想教育以来，特别是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活动以后，执法活动日趋规范，执法质量稳步上升，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执法活动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上级的要求仍然有一定的距离，2006年度，省、市执法质量考评，我局在全市排名末位，全省倒数第二，因存在较多的执法问题，被省厅列为四个重点执法整改单位之一。怎样理性地看待我局的执法现状，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深刻剖析发生问题的根源，探究改革、完善和加强执法工作措施，提高执法质量，是每个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应当重视、深入思考、急需要解决的课题。笔者结合2006年度省市执法质量考评的情况和我局实际，就执法质量存在的问题、原因、对策，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当前我局执法办案存在的问题：
从上级公安机关对我局的执法质量考评的扣分情形来分析，目前我局在整体执法活动中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不认真履行职责,还存在执法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
一是部分民警在办理案件时弄虚作假，伪造当事人签名的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在行政案件处罚决定送达受害人和刑事案件《接受案件回执》受害人签名问题上，为了应付法制部门案件评判，以临摹了受害人的签名或者由他人代写的方式企图蒙混过关，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部分单位立案、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及时等不作为情况仍然存在，特别是对一些没有受害人的案件和一些犯罪事实轻微、嫌疑人投案自首的案件，出现立案不及时和对嫌疑人不及时采取强制措施的现象更为突出，有的致使有的嫌疑人逃跑，有的案件一拖再拖，造成一些证据无法取到，案件得不到及时处理，受害人信访、上告，甚至被检察院立案监督。
三是调查取证不及时不到位等不作为现象比较严重，特别是伤害案件没有勘察现场或制作现场勘查笔录的情况较为普遍。伤害案件虽然需要伤势鉴定后才能决定是否立为刑事案件，而且轻伤案件还可以调解，但办案程序明确规定在没有确定伤势的情况下，先以行政案件受案调查。可我们有些单位却不调查取证，更多的是等待，等待鉴定，等待和解。可是案件是不会以我们的意志转移的，一旦案件无法调解，要进入诉讼程序，再去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的，往往已经太迟了，有的证据已经灭失无法弥补，有的因事过境迁证人无法准确提供，特别是现场勘查。现场勘查是进一步弄清案件事实的一个有力的证据，现实上往往由于我们的办案人员没有勘查伤害案件现场的常识或者不及时勘查现场，导致这个有力的证据灭失，从而使一些伤害案件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嫌疑人得不到惩处，受害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四是轻易剥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不保障聘请律师的权利等现象也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制作笔录时不告知当事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如提出办案人员回避、聘请律师等权利，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在刑事诉讼中被嫌疑人律师钻了空子。
五是制作笔录不仔细，粗心大意，如缺少讯问人签名、笔录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错误，文书制作错误等等，导致一些证据无效，行政案件复议被撤消，诉讼败诉等严重后果。
六是因办案人员责任心不强导致嫌疑人脱逃的事故还时有发生。
（二）基本法律知识和办案技能掌握不熟练，违反程序办案
一是检查笔录、扣押文书、辨认笔录没有见证人签名，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06年因辨认笔录没有见证人签名的问题，被检察机关发违法纠正通知的就有3个案件。二是在办案中对一些涉案物品不及时扣押，伤害案件中不及时扣押凶器，特别是一些棍棒、石头等普通工具，没有引起办案人员的重视，没有固定也没有扣押，赌博案件不扣押赌具等等，这些问题的发生不但违反办案程序，有的还直接影响了案件事实的认定。四是部分民警对打防控主干应用系统掌握不熟练，不能正确地运用这一平台进行办案，特别是网上侦查能力和信息的利用能力不强。对达防控系统的办案流程不熟练，没有达到提高办案效率目的，从而造成一些案件时间不够，程序粗糙，不是漏了这就是忘了那，最终导致案件发生执法过错。
（三）检察院监督、建议的情况较多。
根据统计，去年检察院对我局在立案方面、侦查、使用强制措施、起诉等方面的监督共有24件。其中立案监督2件，执法建议18件，违法纠正通知书4件。虽然有的建议是检察机关为了完成监督任务而夸大其词，有的是纯属对法律认识的问题，但不管是那方面的原因，都说明了我们的办案还有漏洞，质量还不高，否则我们都做到依法办案、规范执法的话，也就没有什么问题被其监督了。
二、我局执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造成以上三方面的问题存在，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因素，究其根源不外乎以下五个方面：
（一）、执法人员思想不端正，观念落后
一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局部分民警公正执法意识不强，执法随意性大，执法为民意识模糊，特别是在保障人权方面意识比较淡薄，没有把以人为本、执法公正、一心为民的执法理念落实到执法工作去，最终出现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现象；二是认识不统一、不到位，没有大法制理念。有的人认为执法质量好坏是法制部门一家的事，跟自己无关，只要过了法制审核这一关，就万事大吉了，甚至有的领导对这个问题也产生片面的认识，把法制工作当成是一个部门的工作，没有认识到公安法制工作是公安机关的生命线，是公安工作的核心、基石。是全局性的工作，是一项需要依靠公安机关各部门和各警种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工作。
公安机关要提高执法质量，就要树立大法制观念，牢固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特别是各级领导，要始终坚持用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抓队伍，用社会主义法制理念促工作。提高执法质量领导重视是关键，特别是一把手、领导班子的重视，是搞好执法工作的前提，也是提高执法质量的源泉。否则就无从谈起。
（二）、职能部门审核不认真、把关不严
从执法质量考评阅卷的情况来看，一是案件审核人员审查材料不认真，不仔细，一些案件存在的问题并非是完全无法补救改正的问题，如检察院一些违法纠正通知书中提出的笔录单人签名、起止时间、办案人员的签名以及在上面提到的等等一些问题，如果办案人、办案单位领导、法制和职能部门审核人员在审核案件时认真一些，仔细一点的话，就能把问题解决在案件处理之前，就不会被检察院监督和考核时扣分。二是审核人员未充分行使个案评判的职权，或者碍于面子对一些该扣的分没有扣，纵恿了办案人员对一些问题的错误认识；三是办案人员对审核人员提出的指导意见，听之任之，有的不屑一顾，置之不理，有的甚至为了应付评判弄虚作假。因此使本来就质量不高的案件更难圆其说。
法制、办案单位审核部门的严格把关虽然不是决定执法质量提升的决定条件，但却是能否迅速提高执法质量的促进动力，是提高执法质量的催化剂。监督部门没有充分行使职责，把关不严监督不力，对一些该追究的执法过错没有追究警戒作用不大，致使同样问题重复出现，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出现的根源，是案件质量不能提升的另一个原因。
（三）、办案机制不合理，弊大于利
目前，我局办理案件的机制与兄弟县市区的机制有所不同，特别是办理刑事案件的办理流程设置不合理。刑拘、逮捕审核由法制把关，移诉出口又涉及法制、刑侦和治安三个部门。既不是上级要求的侦审合一机制，又不具有符合当前实际需要的预审职能机制，不伦不类。侦审合一机制有要求全面提高办案人员办案水平的优点，但更多的是弊端。而我们不左不右的刑事办案机制更是弊大于利。一是我们的整体办案素质未能全面提高，办案人员业务水平参差不齐，专业水平跟不上，单兵作战能力差，未能适应案件一办到底的需要；二是我们警力紧张，往往案件一个没有办好，另一个已经接手，办案人员精力不足，对案件只能草草了事；三是多部门的审核缺乏统一尺度和统一把关，多头出口，多头协调，与检察部门难以沟通；四是部分由法制审核强制措施的案件，职能部门依赖性很强，不能发挥一个预审员应有的主观能动性，同时案件留给法制审核的时间往往不充分，审核人员更多的是对程序上的把关，就案论事，忽视了刑事案件预审的职能，更深层次的审核，大大削弱了另案处理、深挖余罪方面能力。六是刑侦、治安两相当预审的职能部门因没有对强制措施审核权，把连接办案单位和预审单位的桥梁既逮捕的审核设在了法制部门，致使预审职能部门对报捕的办案单位缺乏沟通、指导、协调和监督能力履行监督指导的职责力度不大。七是浪费警力，目前我局承担预审相关职能的人员超过15人，如果有个统一的机构，人员只要8人就能应付，使更多的警力可以投入侦察、管理中去。这些弊病在近几年机制运行的过程中已经日趋明显。公安机关的预审部门应当具备办案职能和监督指导职能，预审工作是公安机关刑事案件侦查工作的最终环节，是避免出现问题的最后屏障。我们的机制弊端就是没有充分地利用这最后的屏障。实践证明我们的办理刑事案件机制已经不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
同时行政案件办案机制改革进度不快，单轨制没有全面推广，没有真正调动派出所领导办案的积极性和责任心，这无疑又是一大机制上的弊端。行政案件单轨制就是把行政案件的审批权在实质上前移到派出所领导这一级，法制和县局领导仅在网上流程和形式上进行审核和审批。而我局对行政案件还是实行老的一套审核审批流程，网上的流程仅是办案单位制作文书的一个过程，办案单位对案件的处理还习惯依赖听从法制审核的意见和按照领导的指示办，没有自己独立思考和处理的余地和必要性，致使办案单位领导没有责任感，依赖法制部门的思想严重。我局每年有六百多件行政案件，送法制部门评判的案件有98%是有问题的，有的单位一年没有一件案件是没有扣分的。是我们的办案人员没有水平？不是，而是我们的办案人员和办案单位没有动力主动去把这些案件做成精品，是应付，是侥幸过关的心理。很多人认为只要法制审核人同意就过关了，对法制部门产生极强的依赖性，试想，在这种形势下，这么多办案部门本来就没有决心做成精品的产品，仅靠法制部门几个人去审核把关，质量能高得起来吗？假如法制审核人员没有认真履行职责，那结果会是怎样？再说案件到了法制部门审核把关，在程序上已经是滞后了，一些问题即使发现了，也是无济于事了。弄不好就是弄虚作假。为什么不能把所有办案单位的中层领导都变成法制的审核人员呢？为什么不把法制审核的关口前移到办案单位？权力和责任是个对等关系，拥有权力就应承担责任，实际上行政案件单轨制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况且各地行政案件单轨制的实施的结果已经证明了它的生存能力。
因此合理的办案机制大大减少了重复劳动，避免警力的浪费和办案成本的降低，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提高办案质量的动力。尽快优化刑事办案机制和推广行政案件的单轨制实施是我局刻不容缓的工作。
（四）、制度不落实，责任不明确
为了规范办案，提高办案质量，我局制订了许多的执法制度，如：有关办案时限制度、案件评判制度、案件审核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办案奖励制度、执法单位质量考核制度等等。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很多制度都未能很好地落实，特别是对办案单位的考评制度、中层领导办案制度，尽管法制部门努力去落实，但最后并未动真格，考评结果好坏都一样，制度成了一纸空文、稻草人，实际没有威力。每次执法考评时，很少有执法单位领导关心自己的单位的成绩，排名先后没有关系，这足以说明我们的执法质量考评对执法单位的影响力度。
所以执法监督制度的落实，有力保障了各种执法活动依法、公平、公正的实施，是提高执法质量的保障，直接关系到执法活动的成败。
（五）作风不扎实，思想松懈，业务不精
一是公安体制的不健全，奖罚不分明，使部分民警产生了一种偏激的思想，惧怕办案，失去上进心，大家挖空心思进没有执法办案的部门，不愿呆在一线单位，执法办案缺乏责任心。二是由于少数基层领导不重视执法，监督力度不够，导致民警思想松懈，作风不扎实，对一些应当送达的文书特别是受害人的文书没有送达，对审核人员提出的问题不重视纠正，甚至置之不理，检查时弄虚作假，糊弄过关。办案拖拉对一些案件一拖再拖，造成当事人信访上访。三是近几年来我局队伍出现“两多一少”的现象，外调人员多，新民警多，执法队伍经验少，新民警分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基层单位未能形成以老带新、师徒制度，新民警无法从老民警身上获得经验，执法水平提高不快；四是近几年来国家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出台的法律法规多，新的办案程序变化大，特别是行政办案方面，花样翻新多，变得快，随着科技含量的增多，老民警难适应，新民警适应能力不强，有的民警说，只要一个月不办案一些程序就变了。五是队伍管理缺乏奖勤罚懒机制，民警缺乏学习法律的积极性。六是培训机会少及培训机制不健全致使部分民警业务知识无法更新，业务水平不能得以提高。从而导致一些简单的问题周而复始地发生，今年杜绝了，明年又发生。
由于执法队伍管理不到位，缺乏激励机制，缺乏正气，办案民警的主观能动性未能得以发挥，从根本上影响办案的积极性，直接阻碍了案件质量的上升。执法队伍的素质是提高执法质量的基础，是公安执法活动的基石。我们的案件就象一种产品，各执法单位是生产车间，职能部门是技术车间，法制科是验收产品的车间，而我们的案件主办人就是生产产品的工人，如果生产产品的单位和工人本来就没有想生产优良产品，那其验收车间再严格标准，产品质量能提高吗？产品可以返回重新生产，而我们的案件往往是不可逆转的，因此，执法队伍的素质如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那么执法质量的提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如何提高队伍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是公安政治部门和相关业务部门重点要抓的工作。
三、提高我局执法质量的主要途径
以上存在的执法问题和问题形成的原因，说明了我局执法质量不高不是偶然的，反映了我局执法队伍素质、执法理念和执法机制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和提高的必要性。要彻底改变我局执法质量落后的面貌，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领导，增强领导法制意识
执法工作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执法的好坏反映出公安队伍素质高低，抓法制是公安机关各级领导班子抓工作和队伍的结合点，因此局党委要把公安法制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一是要落实执法工作一把手工程，执法单位一把手领导对执法工作负总责，实行一票否决制度。二是要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法律学习制度，积极推进局领导干部法律学习、培训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三是要把法制观念、法律专业知识和执法能力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标准。四要不断提升副职以上科所队长领导干部的法制意识和执法能力，打造具有较高法律素质的领导队伍。五要建立和完善副职以上科所队长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庭审旁听制度，完善县局行政首长行政案件出庭应诉制度；六要规范副职以上以上科所队长领导干部主办案件制度，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执法档案，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加强自身法律素养的提高，成为依法办事、公正执法的表率。
（二）完善机制，优化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配置
1、统一刑事案件出口，完善刑事办案流程
一是理顺县局刑事执法机构设置，完善预审职能，设立统一预审机构，统一刑事案件出口。完善预审部门对刑事执法的监督机制，成立法制监督和预审监督统一的执法监督机构，统一执法监督机制；二是配齐配强执法监督机构班子和人员，提高法制监督人员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把法制监督队伍做强做大；三是加强与检察机关的沟通，减少、避免检察监督部门的监督。
2、实施行政案件单轨制，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一是合理调配派出所警力，合理配置办案单位兼职法制员和办案骨干，进一步增强办案单位的责任感和责任心，全面实行行政案件单轨制；二是要严格网上审核、审批的流程和制度。加强法制部门对行政案件的审核审批监督职能；三要推行主办民警、审批领导和县局领导出庭应诉制度，落实完善其他民警旁听制度；四是法制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与法院行政庭、县府法制办、上级复议机关的沟通和联系，避免复议案件被变更和撤消。。
3、完善办案激励机制，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一是通过《民警执法档案》系统运行，健全和完善个案质量评判机制；二是狠抓办案质量网上公示点评制度，完善每月案件质量评比、通报、分析制度，实行每月定期评比相对较差案件和对办案单位相关责任人进行执法评判记分制度；对办案单位发生执法问题及时下发《执法建议书》或者《纠正违法通知书》，把单位的执法问题与办案单位的主要领导进行挂钩，追究连带责任。三是不断完善案件的主办人制度、中层领导案件审核责任制，主办人奖励制度，做到责任明确，奖惩分明。四是全面推行民警执法岗位资格认证制度，要求新警上岗、民警换岗都必须事先取得岗位执法资格，应当取得而未取得的，不得直接从事执法活动。五是加强纪委督察部门对执法过错倒查力度，建议对发生检察监督案件、法院、复议部门撤销案件、执法过错案件和处罚执行情况，例入纪委督察部门倒查的范围。六是强化执法质量考评工作，增强各执法单位的自我监督能力，确定执法单位一把手为本单位执法质量的第一责任人，承担相应的执法监督责任。七是完善另案处理对象报备制度及案件跟踪、讲评制度。
（三）强化法律培训，提高民警执法水平
执法业务的学习培训是提高执法队伍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要提高民警的执法能力，首先要提高民警掌握法律和应用法律的水平。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法制部门要落实责任，民警分片联系执法单位，进行执法指导工作，狠抓执法基础建设，明确时间定期到各执法单位解决执法疑难问题。二是配合政治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加强对各执法民警的业务培训和执法能力的提高。比如：①定期举办小规模的执法知识培训班或执法座谈会；②定期召开法制员例会；③继续推行民警到法制部门跟班作业的培训方式，完善跟班人员的具体任务和考核机制；④举办法律专家大型业务讲座活动；⑤举办执法水平落后民警培训班，每半年对发生执法过错的民警进行集中培训学习。三是实行新警集中实习半年再分配制度，新警实习实行师徒制，集中案件高发单位，进行一带一或者一带二的师徒学习制度，并组织对新警的必要考核，经考核合格的再分配到执法单位工作，不合格的延长转正时间半年或者一年。
（四）明确职责，各职能部门形成合力构建大法制环境
谈悬赏广告能否对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适用
-------兼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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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悬赏广告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在法理上很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在于对其在法律性质上的认识的不统一。综合起来看，采用单方行为说更有利于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更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对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基于完成悬赏行为而产生的报酬请求权和基于特定身份悬赏广告在是所应完成的义务之间的法律冲突，应在严格区分“公”行为和“私”行为的基础上作从宽的解释。
关键词：悬赏广告 契约说 单方行为说 法律上之特定身份 法律冲突
作者简介：吴猛（1973年9月—— ），男，汉族，湘潭大学法学院2000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
刘慧（1974年3月—— ），女，汉族，湘潭大学法学院2000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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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赏广告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常见而在法理上很复杂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因为缺乏法律的明确细化的规定，法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相当大。而问题的尖锐性在于，诉讼双方的争议往往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是一个“质”的问题；同时，在诉讼中有可能出现标准的悬赏广告争议之外的一些情节——如对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基于完成悬赏行为而产生的报酬请求权和基于特定身份所应完成的义务之间的法律冲突——法官此时的判决如无充分的法理基础，很可能导致败诉的一方（包括学界中持败诉一方观点的学者）的激烈反应。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理清有关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的这个大前提下，去关注个案中某些具体情节在法理上的阐释，关注如何正确适用法律去解决那些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者法律规定有重叠（竞合）的具体个案。最近看了个案例，其中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基于悬赏广告的报酬请求权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此问题加以探讨，并求教于学界先进。

一、 案情介绍及争议焦点
原告曾某于1996年3月5日在H省某县丢失一个提包，内有现金1万元，各种票据等计款8万余元。原告发现其钱物丢失以后，立即在该县电视台和有线广播台连续播发寻物启事，在寻物启事中声称，谁拾到提包并归还失主，失主则付给拾者1.5万元酬金以示谢意。10天后，被告李某（某派出所民警）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拾到该提包，当即前往原告指定的交物地点，准备将提包、钱物交付给原告。但在交付时，被告提出原告应当按寻物启事的内容先偿付1.5万元酬金，然后才能交付拾得物。原告提出当初播放寻物启事主要是为了尽快地找到拾得物，考虑到提包内只有1万元现款，因此不能给1.5万元的酬金，并且被告身为人民警察，拾得遗失物返还失主是理所当然的，是职务行为，所以只能给2000元酬金。双方因未达成一致意见，被告遂拒绝交付拾得物。后原告请有关部门出面做协调工作，原告并同意支付1万元酬金，被告仍坚持应实现许诺的1.5万元，否则不交钱物。原告被迫向法院起诉，请求被告交付拾得物。
对本案的处理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79条第二款之规定拾得遗失物应该归还原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此费用是指拾得者为完成此归还行为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并不是报酬性质的给付，而只是一种补偿性的支付。可见，失主是否向拾得者支付报酬完全不影响他向拾得者要求归还拾得物，而且，拾得者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利可以对抗失主的这种请求权，相反，向失主归还拾得物对他而言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同时，原告的人民警察身份决定了他没有要求报酬的权利。因此，被告无须支付任何报酬。
第二种观点认为：原告在丢失提包后向社会发出的附报酬条款的寻物启事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要约，而被告在完成其指定的行为后即构成了对该要约的承诺，双方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因此，被告应该享有基于合同关系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即在原告不支付报酬的情况下，有权不返还拾得物。
另外，在有关悬赏广告的纠纷中，悬赏广告的发布人的意志是否真实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一般来说，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大多坚持认为，广告发布人的意志表示是不真实的，他们认为“广告人失去所有物，拾得者捡到遗失物而予以无声的占有，这使得广告人认为遗失物处于危急状态，他（她）对遗失物的利益濒临消灭的危险。在这种紧急状态下，他才不得已作出悬赏的意思表示，以图恢复自己原有的财产权益。这显然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并非真实的意识表示”。○1因此广告发布人可以据此否定自己先前的意思表示，拒绝拾得者的报酬请求权。而反对的意见认为：如果允许广告发布人任意地以意思表示不真实为借口来抗拒完成广告行为人的报酬请求不利于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也有违于民法诚实信用原则。
从以上不同的观点可以看出，对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理解的差异是导致争议的主要原因。

二、 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的辨析
对于悬赏广告的概念的表述，目前的通说认为是指“广告人以广告形式声明对完成悬赏广告中规定的特定行为的任何人，给付广告中约定报酬的意思表示行为。”○2有争议的是悬赏广告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广告的发布人和行为的完成者之间的法律地位是怎样的？他们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何？要回答这些个问题就必须先对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进行界定。
关于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有两种说法——契约说和单方行为说。
所谓契约说也称要约说，即认为“悬赏广告为一种合同，因为广告对不特定的人所提相互的条件为一种要约，此种要约因一定的行为完成而成立悬赏合同”。○3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也已经认同了此种说法，认为在行为人完成了广告中所规定的特定行为后即构成对广告人所发要约的有效承诺，双方因此而形成债权债务关系。○4但是契约说也是有其自身局限的，对许多现实中的问题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第一，某人在不知道悬赏广告内容的情况下完成了广告人所要求的特定的行为，那么根据合同是双方之间的合意的要求，此行为就会因为缺少这种合意而不构成对广告人要约的有效承诺，广告人可以以此来对抗相对人的请求。同时，如果将悬赏广告视为要约，那么广告人就可以在相对人作出正式承诺以前撤回或撤销要约，变更要约的内容。这对于相对人的保护显然是不利的。
第二，在行为的完成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广告的发布人可以据此认为相对人无定约能力，也没有承诺的资格，不能在他们之间形成合同关系而拒绝相对人的报酬请求权。
第三，契约说的另一个难以解释的地方是合同的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问题，同时履行抗辩权是双务合同的一项基本的抗辩权，那么悬赏广告的完成人是否据此享有了在广告人不支付报酬的前提下拒绝归还拾得物的权利呢？这显然是与《民法通则》第79条的规定相抵触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单方行为说正是为了弥补契约说的不足而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认为悬赏广告为单独的意思表示，因为“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负给付报酬之义务，在行为人方面无须有承诺，惟以其一定行为之完成为停止条件。”○5单独行为说在保护相对人的利益方面较之于契约说有其优势：
其一，采取单方行为说，只要广告人发出悬赏广告就应该受其约束。即使相对人在不知道悬赏广告内容的情况下完成了该特定行为，也应该享有报酬请求权，广告人不得以相对人不知道该广告内容为由拒绝相对人的请求；同时，由于广告人实施的是单方行为，广告人不得在发出广告后随意撤回或撤销该广告。这显然更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利益。
其二，采用单方行为说可以解决相对人的定约资格问题，即在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完成悬赏广告要求的行为后，广告发布人不得以其无定约资格为由拒绝给付。
其三，在举证责任问题上，单方行为说认为：相对人完成悬赏广告中要求的行为是一种事实行为，而非具有法律意义的承诺行为。这样只要相对人完成了广告人要求的特定行为即享有报酬请求权，而无需准确证明有效承诺的存在及承诺的具体时间等问题了，从而可以极大地减轻相对人在求偿时的举证责任。
另外，契约说和单方行为说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广告人（特别是寻找遗失物之广告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我认为失主刊登悬赏广告寻找遗失物固然是出于无奈，他也有理由认为遗失的财物正处于危急之中，他对遗失物的利益有消灭的危险，所以在无奈之下才作出悬赏的意思表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他自己迫使自己所为的一种行为，而不是特定对方迫使其所为的行为；给付多少酬金是遗失物所有人自己衡量的结果，不是特定相对方提出的强加条件。如果悬赏广告发布人因此而拒绝善意相对人的报酬请求权显然是有违于民法之诚实信用原则的。因此，我认为应该正确看待悬赏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性的问题，还是应把悬赏人在这种无奈的前提下所作的行为看作是其理性的选择。

三、 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完成悬赏广告指定行为能否拥有报酬请求权
本案的另一争论焦点在于被告李某的法律上的特定身份（人民警察）与他完成悬赏广告指定行为后的报酬请求权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观点认为，作为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应比一般普通公民负有更多的义务。体现在这个个案上，如果说普通公民在拾得遗失物后不主动寻找失主而坐等悬赏，只是个道德范畴的问题的话，那么李某身为人民警察拾到遗失物主动寻找失主则应该是他的一项法律义务了。因此，原告没有支付悬赏的义务。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作为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之所以要比普通公民负有更多的义务，因为他们的大部分行为都是代表了公共权力的行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选择进入公共服务行业的同时，他们就和国家有了一个默契：他们可以代表国家行使一定的权力，国家也在多数情况下为他们承担行为的法律后果；与此同时，作为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他们也失去了一些普通人的权利，或者说他们就选择了承受更多的义务。比如说：选择成为军人、警察就意味着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选择成为消防员就意味着在火场上有牺牲自己而拯救普通民众的义务（至少是有实现这些义务的可能）。这一点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上也是得到了确认的，如紧急避险对普通公民而言是一种权利，只要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而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就无须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刑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因此，在本案中被告李某的特定身份对他基于完成悬赏广告指定的行为而产生的报酬请求权的实现是有影响的。
但是，在本案中，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具体的情节：李某是在下班的途中拾到该提包的，这实际上牵涉到了一个所谓“公”行为和“私”行为的划分的问题。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与普通人在义务的承担上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他更多的时候实施的是“公”行为——即职务行为，他承担更多义务的前提是因为他享有国家赋予的更多的权力。然而，这并不是说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公”行为，他也应有作为私法主体的一般权利，当然前提是此时他的行为是“私”行为——即非职务行为。这一点在我国的《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上可以得到反面的体现，该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务无关的个人行为”，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这说明作为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的确有所谓“公”行为和“私”行为的区分。具体在本案，我认为被告李某的法律上之特定身份并不能当然成为阻却其行使报酬请求权的理由，因为其时已在李某下班以后，李某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私法上的主体去从事相应的民事活动。因此在本案中李某的法律上之特定身份其实是一个与案件的审理无太大关系的一个情节。
另外，我认为即使在完成悬赏广告的行为真的和职务行为竞合的情况下，行为人也并非没有报酬请求权，只是在这个时候，悬赏人可以以此作为对抗的理由，从而使相对人的请求权无法实现，也就是说相对人的请求权并非自始就不存在。因此，我觉得如果此时悬赏人不以相对人的法律上之特定身份为抗辩理由，那么相对人的报酬请求权是可以自然得到实现的，而且此时不应把相对人所得报酬理解为悬赏人的赠予。

综上所述，我认为以下是本文的要点：（1）悬赏广告在本质上是悬赏广告发布人的一种单方行为，因为作此种理解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利益，也是对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和维护；（2）对悬赏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的问题，应该肯定其有不情愿的因素，但是这也是其在思考后的理性的选择，因此不能轻易地以此为理由来否定悬赏广告的效力；（3）相对人的法律上之特定身份并不能当然成为阻却其行使报酬请求权的理由，其作为私法主体所为的民事行为的效力应得到维护。因此，我认为被告李某应该得到悬赏广告中许诺的报酬。

注释：
○1梁彗星，《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 第166—167页
○2王家福，《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
○3王利明 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3页
○4“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年第2期
○5王伯琦，《民法债篇总论》〔M〕, 台北，国立编译馆，1986年，第3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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