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详密与简约
2000年10月26日 13:24 法制日报1999年10月21日第七版
今人制定法律有个习性，喜欢周密、面面俱到，惟恐漏下什么空子叫人有机可“钻”。我们爱说，法治就是啥事儿都要依法办事，有一件事儿做得随意、任性，没有一个凭据，就是丢失法律规矩的乱来。如此，作为行为规矩的法律自然数不胜数。
不过，我们眼下的习性，多多少少也来自洋人的法律文化影响。启蒙运动以来，洋人对法治着迷上瘾，认定法治有百利而无一害，故而拼了老命来制定方方面面的法律规矩。大凡一个行为，他们就神差鬼使地想将其纳入法律的轨道。那阵儿的法律制定，真是热火朝天、乐此不疲。成千上万的法律文字儿，铺天盖地，就像从有始无终的生产流水线上蹦出的产品，一条接一条，一款接一款。仿佛立法都可以实现“泰罗”式的工业化。法律史专家说，这是“立法运动”，还说，从这时开始才出现了令人应该学习的西方现代化法律大厦。而这座大厦的特征，正是详密、无所不包。
可是，咱们古人偏偏要较真儿。
有些古人非说，法律详密没啥可夸耀的。那是中看不中用。晋代有个叫杜预的人，他讲，“刑之本在于简、直”。宋代出尽风头的司马光也说：“凡立法贵其简要”。就算到了民国，还有个叫程树德的现代法律学问家，照样以为：“简则治，繁则乱，盖以我国幅员之广、人民之众、风俗之殊，不能不以简驭繁之法”。
过去的国人，还有两条理由来论其中的要害。头一条的意思是，简约的法律条文读起来省事儿，不费脑筋，因为一目了然。后一条意思是，简约了，官人不易做奸事儿，因为大家都容易知道法律规矩，从而容易盯着官人的一言一行。
后一条蛮关键。杜预说，“法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而且，“法出一门……吏无淫巧”。大唐李世民有类似的言辞：“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
琢磨一下，法律条文多了，自然容易出现相互矛盾。条文多得一踏糊涂，找出意思不同甚至相反的东西，对熟悉法律内里机巧的官人来说，自然易如反掌。这有“法出多门”的劲头儿。如此，不安分的官人，便会暗自窃喜。遇到了麻烦，他们一定会揪住有利自己的条文，大做文章。而外行人简直就是云里雾里。
古人反对法律详密，主要是担心官吏“淫巧”、心存不轨。官吏之“淫巧”，用在详密的有时包含自相矛盾的法律规定上，自会不知不觉地出现一个结果：官吏操持了法律统治。而这种统治，又未必是皇上老人家的原本意思。无形中，君王的权力架空了。更为要命的是，架空之时，不仅皇上兴许看不出，而且低层小民也是不知机关。这使问题变得非常严重了。
今人不会再为皇上着想。皇上是个过时的“人治”符号，已经做古，顶多当成“历史文学形象”来为人们兴趣调节一二。但是古人的思路依然有益。因为，即便我们认定了法律制定与民主的关系，扔掉了皇权，法律详密而生的问题，依旧放在那里。我们都说，法律是人民的意志。可是，法律条文汗牛充栋、繁复多样，老百姓总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此，何来他们的意志?接下来，老百姓何以知道官人所做的正中他们下怀?百姓只知官人“依法办事”，却不知有时那可能是依“依法”之名、行“官治”之实。反过来，条文简约，百姓看了一准儿明白。明白了也就容易知道官人到底在干什么。
当然，详密有其好处，这该是没说的。而详密的好处，也是针对简约的弊端而来的。法律太简单，等于时常还是没有规矩，人们照样不知所措，官人照样可以挥发“淫巧”。事物是利弊兼有。
问题倒是，对今人、古人的思路是否意味着这样一个意思：将皇权扔掉之后，法律制作得相对简约，百姓就容易像过去的皇上一样，“真正当家做主”，依自己的意思、意志查断官人的所做所为，从而大体避免“官人之治”，保持民主?法律详密，百姓倒是困难了?
这终究是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