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概要】
在继承人依《公司法》第76条获授股东资格时至股东资格确认完成时之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原自然人股东拥有的股权处于一种无人行权的真空状态中，笔者称之为股权继承过程中的股权虚置。股权虚置期间一般包括“主体确认期间”和“显名确认期间”两个期间。尽管股东资格的继承乃为法定，无需公司股东会另行召开会议作出相关决议，但由于现实中的复杂性，股权失权及损害原自然人拥有的股权事件常有发生，对于股权虚置状态，就需要一些特殊规则予以规制，即在保证效率和交易安全的基础上，为有效地衡平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须对股权虚置的“两个期间”予以合理确定，并对利害关系人在该“两个期间”的积极作为或者消极不作为的相关法律后果予以严格的法律规制。

【关键词】股权继承；股东资格；股权虚置；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2005年《公司法》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在公司章程未作排除规定的情形下，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由于在自然人股东死亡时，如笔者拙文《股东继承是股东资格继承》所述，继承人继承的是股权中的财产权的当然所有权以及股权中的非财产权的获授资格。继承人要取得《公司法》上的、完整意义上的股权，尚需经历一个确认程序。无论是通过内部确认还是通过司法确认，在继承人依法获授股东资格时至股东资格确认完成时之间的一段时间里，原自然人股东拥有的股权处于一种无人行权的真空状态中，笔者称之为股权继承过程中的股权虚置。

对于“继承人依法获授股东资格时”，依拙文《股东继承是股东资格继承》的观点，应理解为继承开始时，即自然人股东死亡时；对于“股东资格确认完成时”，笔者以为应区分内部确认或者司法确认的不同情形，作不同的节点确定：

从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来看，2005年《公司法》规定的确认程序大体有五：一是发起人按照投资协议书认缴出资并履行出资义务；二是将发起人记载于共同制定的公司章程中并签署；三是记载于股东名册并依该名册行使股东权利；四是在工商管理机关予以设立登记；五是公司设立后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由于司法实践中，股东身份的确定，需以当事人能否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认定。在前述主要确认程序中，可分析得出，过程形成的证据有两类，一是能够证明当事人认缴出资、已实际出资或者实际行使股权的实质证据；二是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材料和出资证明书等形式证据。就各类证据与股东资格之间的联系而言，认缴出资或实际出资与股东资格有一定的联系，但非必然联系；行使股权与股东资格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为具备股东身份之后的行为，是资格确认后的权利处分事项；公司章程的记载与股东资格有一定的联系，但非充分条件；工商登记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但不具备设权之效；出资证明书的签发与股东资格有一定的关系，但非必要条件；股东名册是建立公司与股东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依2005年《公司法》第33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因此，从上述证据与股东资格的联系来看，结合商事活动的特点，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对于股东资格的确定标准，于公司内部应探求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于公司外部则应着眼于权利外观而考虑商事登记的公示作用。

对于股东资格的继受取得，由于获授资格法定，对于实质证据的审查乃为继承资格的认定，而非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中的认缴出资或者已实际出资。在当事人提供证据能够证明其为原自然人股东的合法继承人或者在共同继承情形下被确定为股东资格的最终继承人的前提下，对于其股东资格的确认，就应比照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的确定标准予以认定。同时，参照适用《物权法》第28条规定，即“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故对于“股东资格确认完成时”的认定，在内部确认的情形下宜确定为“继承人作为股东被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之日”；在司法确认的情形下宜确定为“人民法院责令公司向继承人签发出资证明书、将继承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裁判生效之日”。

有学者认为，股权继承过程中不存在股权虚置问题，继承人获授股东资格后即可享受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公司为股东履行确认手续是其法定义务，不能以确认程序是否完成而限制继承人作为股东的身份从事相应的公司行为。对此，笔者不予苟同。理由有四：

首先，股东资格与股东的概念不能等同。2004年2月2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04]50号）第11条规定，股东资格是指继承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按照通常理解，股东是指在公司成立时向公司出资或在公司成立后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对公司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显然，获授股东资格只是意味着产生了股权变动的原因，具备了成为股东的条件，使股东发生变更有了依据，但是，股权的变动和股东的变更却需要特定的行为和程序；而取得股东身份和地位，则是实现股东资格继承的结果，意味着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已经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被接纳为其团体成员，从而进入了该团体内部，并可依其身份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质言之，股东资格与股东是存在差异的区别性概念。

其次，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的确认问题是《继承法》的调整范围，待继承主体确认之后，才能涉及《公司法》有关股东资格的继承的适用问题。由于公司的其他股东没有识别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的义务，一般情形下也无识别之能力，当存在多个合法继承人时，如果多个合法继承人之间有合意，尚可容忍按其合意允许多个继承人行使股东权利；但如果多个继承人存在继承争议时，在允许继承人行使股东权利方面，就显然没有办法操作。而且，在合法继承人范围、股东资格的主体等争议未解决或确定之前，允许部分或全部继承人行使股东权利，无疑是将《继承法》的调整方式强加于《公司法》之上，并强行苛以公司的其他股东对该等继承人有审查识别和消极容忍的义务，不仅有违于法律适用的方法，而且僭越了股东的法律边界、导致了股东权利的滥用，也不利于维持公司的稳定性以及保障交易的安全。退一步言，即便不承认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确认时至股东确认程序完成时存在股权虚置的问题，但是，在共同继承的情形下，从继承开始时至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最终确认时，由于围绕着财产分割的债务分配、税负承担等一系列问题，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最终确认事项并非一天两天就能完成，股权虚置的状态同样持续存在。

再次，2005年《公司法》76条规定的“继承股东资格”，解决的是继承人关于股东资格的获授问题，并非解决股东权利真空的问题，按照2005年《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如前述，无论是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抑或是股东资格的继受取得，其股东资格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手续或程序加以确认：除公司内部形成一致意思、履行相关实体义务和法定程序外，还需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对于股东资格的继承，除公司内部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以及签发出资证明书外，根据2005年《公司法》第33条第3款以及《公司法》第31条的规定，亦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当具备股东资格合法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向公司申请股东资格确认不能时，该继承人还可依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3条、第24条等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要求公司将其记载于股东名册等而取得股东的身份和地位。

最后，2005年《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第33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第3款进一步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从上述规定，依法条文义，可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股东权利的行使是以股东身份的取得为前提条件，因此，具备股东资格的继承人，在股东资格继承尚未实现、取得股东身份前，允许其从公司外部直接进入公司内部，作为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的主体显然是不适格的。

基于私有财产所有权优先保护和股东资格继承的法定性的前提，在拙文《股东继承是股东资格继承》中，笔者认为，对于股东资格继承的取得时间应确定在继承开始时，即自然人死亡时。但现实生活中，自然人股东死亡后，由于各种原因，常常存在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尚未最终确定的情形。因此，结合上述分析，在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尚未最终确定的情形下，股权虚置期间一般包括两个期间：一是继承开始时至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最终确定时的期间，笔者谓之为“主体确认期间”；二是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最终确定时至公司内部确认或司法确认继承人为公司股东完成时的期间，笔者谓之为“显名确认期间”。对于“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最终确定时”的理解，应以公司收到共同继承人通过内部合意最终被确定为股东资格继承人的当事人提交的股东资格确认申请书之日（内部协商情形），或者公司收到继承人提交的人民法院确认股东资格的生效判决书之日（继承纠纷情形）予以认定。这是因为公司不是合法继承股东资格的裁判机关，不具备审查识别继承资格之能力和法定义务，而继承人负有及时通知公司并使公司知情的法定义务。需要指出和强调的是，由于因继承事项而获授股东资格的节点起始于自然人股东死亡时，故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最终确认后，其继承股东资格的效力当然溯及于“主体确认期间”，自始有效。强调这一效力的溯及力十分重要，因为它关涉到继承人在公司、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对原自然人股东所拥有的股权在股权虚置期间造成损害的情形下寻求救济时的原告诉讼地位的确立以及求偿权实现等诸多问题。

从理论上讲，股权虚置状态不会影响到继承人的股东自益权，而仅仅是股东共益权行使上存在障碍。但在实践中，没有共益权支撑的股东自益权显属无保障之权利，继承人只有以显名股东之身份行使股东的全部权利，才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因此，尽管股东资格的继承乃为法定，无需公司股东会另行召开会议作出相关决议，但由于现实中的复杂性，股权失权及侵害原自然人拥有的股权的事情时有发生，对于股权虚置状态，就需要一些特殊规则予以规制，即在维护公司稳定性、保障交易安全以及保证效率的基础上，为有效地衡平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须对股权虚置的“两个期间”予以合理确定，并对利害关系人在该“两个期间”的积极作为或者消极不作为的相关法律后果予以严格的法律规制。这些都需要法律和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具体地说：

1、在“主体确认期间”，虽主体确认等民事行为主要受《继承法》调整，不涉及《公司法》的调整问题，但是，公司及公司的其他股东负有消极等待的义务，客观上存在《继承法》与《公司法》的衔接问题。为避免长时间主体确认的不确定性，导致严重影响公司的正常的生产运营或者使公司受到不利益，需要合理确定“主体确认期间”。在性质上，“主体确认期间”既非诉讼时效，亦非除斥期间，只是体现一种对私有财产所有权优先保护和股东资格继承的法定性原则的尊重，因此，对于“主体确认期间”的确定，不宜过长。

2、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章 变更登记”的相关规定，公司变更登记事项的，一般应自变更登记事项决议或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因此，参照适用之，同时考虑到“主体确认期间”，可参照上述规定确定“显名确认期间”。同时，为防止继承人拒绝、怠于或者因重大过失不及时向公司提出确认申请，避免公司的期限利益损失，也应对继承人向公司提交确认申请书的时间予以限定。对于因继承主体资格的确定争议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法院也宜本着效率的原则快审速裁。

3、如果自然人股东的多个继承人不能在“主体确认期间”最终确定股东资格的继承人的，又不提起诉讼的；或者具备股东资格继承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无正当理由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向公司提交确认申请书的，则应视为放弃股东资格的继承，由公司依股权转让或者股份回购规则办理为宜。

4、如果公司在“显名确认期间”拒绝或者怠于履行继承人的股东资格的确认义务，则具有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有权在该期限届满之日起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3条、第24条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内部确认向司法强制确认转换。同理，为避免原自然人股东拥有的股权处于长期虚置的状态，对于继承人提起司法强制确认的法定期限也不宜设置过长。同时，为体现效率，对于股东资格继承的司法强制确认之诉，在审理程序上可参照适用“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的特别程序，并参照适用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180条关于特别程序审限的规定。

5、在股权虚置期间，公司及公司的其他股东积极作为侵害原自然人股东股权的，依法获授股东资格的继承人在股东身份确认之后可提起侵权赔偿之诉；在继承人向公司提出股东资格确认申请书后，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或者怠于履行股东资格确认确认程序的，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公司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有过错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作者简介：法学博士，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3810112545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安徽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已经1999年6月6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1999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质量和安全性，保障人体健康，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业生态环境，是指农业生物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各种天然和人工改造的环境要素的总体，包括土壤、水体、大气和生物等。
前款所称农业生物，是指农作物、家畜家禽和养殖的水生动植物等。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与农业生态环境有关的生产、生活、经营、科研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农业生态环境是生态环境的基础。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坚持统一规划、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实行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有效措施，使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实现生态平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深入广泛宣传、普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提高全民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鼓励和支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筹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专项资金，根据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农业生态环境资源状况，逐步增加投入。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渔业、土地、水利、地矿、乡镇企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义务，有权对污染和破坏农业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
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保护与改善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农业资源和农业生态环境状况，制定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因地制宜发展高效生态农业，设立生态农业试验区、示范区，逐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质量。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需要，优先在城镇生活饮用水源地、重点治污的江河湖泊流域和名、特、优、新、稀农产品集中产区及农业商品基地、城市副食品生产基地、出口农产品生产基地、良种繁育基地等地方建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区。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区内不得建设污染农业生态环境的设施；确需建设的，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规定标准。已经建成的设施，其污染物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排污单位限期治理。
第十一条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生产的监督管理工作，鼓励、支持生产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绿色食品。
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技术规范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制定，并对无公害农产品进行审定，颁发证书和标志。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微生物肥料和植物生长调节剂，推广配方施肥技术；鼓励种植绿肥，增施有机肥，递减化肥用量，保护和培肥地力。
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未经国家或者省登记的化肥、微生物肥料和植物生长调节剂。
第十三条 推广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技术，鼓励农业生产者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
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或者撤销登记的农药。对国家禁止使用和限制使用的农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公布和宣传，并严加监督管理。
使用农药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中草药和直接食用的其他农产品。
第十四条 鼓励农业生产者使用易降解的农用薄膜。使用不易降解的农用薄膜，应当及时清除、回收残膜。
第十五条 加强研究和开发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大力推广多种形式的秸秆综合利用成果。不得露天焚烧或向水体弃置农作物秸秆。
第十六条 农业、林业、渔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保护生物物种资源，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第十七条 禁止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和销售农作物害虫天敌（人工饲养的除外），并保护其栖息、繁殖场所。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农业、水利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因地制宜组织种植乔木、灌木和草，增加绿色植被，涵养水源。
从事农田基本建设、森林采伐、造林整地、采矿、取土、挖沙、筑路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措施，保护植被，防止破坏水系、水土流失和地质灾害。
第十九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协同农村能源行政主管部门推广农村能源利用技术，指导农业生产者开发利用沼气、太阳能等生态能源，减少污染，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第三章 污染防治
第二十条 产生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废水、废气、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等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业生产者依法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改造中低产田，开展小流域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盐碱化、潜育化和贫瘠化。禁止掠夺性经营和其他破坏耕地质量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耕地的保护，鼓励农业生产者改善耕地质量，提高土壤自净功能。
向农业生产者提供肥料或者经过处理用作肥料的城市垃圾、污泥必须符合国家有关的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控制标准。不符合标准的，不得使用。
第二十三条 向农田灌溉渠道或者渔业水体排放工业废水或者城市污水的，必须保证最近的灌溉取水点或者渔业水体的水质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或者渔业水质标准。
禁止向水体中倾倒垃圾、废渣、油类、有毒废液和含病原体废水；禁止在水体中浸泡或者清洗装贮油类、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器具、包装物品和车辆。
第二十四条 有关环境监测机构应当加强对农田灌溉水质和渔业水体的监测，发现水质不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和渔业水质标准的，应当及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并通报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排污单位限期治理。
第二十五条 不得擅自在农业用地上堆放导致污染或者改变土地用途的固体废弃物。确需堆放的，必须征得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同意，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土地管理部门审查批准，按指定范围堆放，并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防自燃等措施。
禁止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农田灌溉水源附近堆放固体废弃物。
第二十六条 在桑蚕集中产区从事磷肥、硫酸、砖瓦、水泥等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在桑蚕发育敏感期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严格限制氟、硫等有害物质的排放。桑蚕发育敏感期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同级人民政府核准并公布。
第二十七条 专业从事畜禽饲养和农畜产品加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粪便、废水和其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避免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
第二十八条 因受污染，农业生物不能正常生长或生产的农产品危害人体健康的区域，应划为农业用地污染整治区，并限期治理。
农业用地污染整治区的划定及治理办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拟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九条 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原因排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农业生态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或个人，应当采取紧急措施，排除或者减轻污染危害，及时通报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个人，并向当地环境保护、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需要，制定地方农业生态环境标准。
第三十一条 凡对农业生态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提交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有农业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对策的内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时，应当征求同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意见。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农业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监测与评价，定期提出农业生态环境质量报告书。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农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对基本农田保护区和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的环境质量进行监测与评价。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耕地使用和养护的监督管理，组织对耕地质量状况的监测，并制定相应的耕地保养规划。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生产过程中的农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经检测农药残留等有害物质超过标准的农产品，禁止销售或者限制其用途。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农业、林业、渔业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管辖范围内的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情况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发生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六条 跨行政区域的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的防治工作，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作出决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向农业生产者提供国家明令禁止生产或者撤销登记农药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不按照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使用农药的，责令改正；造成危害后果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不及时清除、回收难降解残膜的，责令限期清除；逾期不清除，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清除，所需费用由使用者承担。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肥料或者城市垃圾、污泥的，给予警告，或者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警告，责令改正。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猎捕、收购、运输和销售农作物害虫天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可处以相当于实物价值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对污染和破坏农业生态环境负有直接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排除危害、治理恢复；造成损失的，赔偿损失。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重大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1999年8月1日起施行。



1999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