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0〕6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进一步规范自首、立功的认定标准、查证程序和从宽处罚幅度，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切实贯彻执行。各地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为规范司法实践中对自首和立功制度的运用，更好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等规定，对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关于“自动投案”的具体认定

　　《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七种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体现了犯罪嫌疑人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根据《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1、犯罪后主动报案，虽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没有逃离现场，在司法机关询问时交代自己罪行的；2、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3、在司法机关未确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询问时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4、因特定违法行为被采取劳动教养、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强制隔离戒毒等行政、司法强制措施期间，主动向执行机关交代尚未被掌握的犯罪行为的；5、其他符合立法本意，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

　　罪行未被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了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但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在其身上、随身携带的物品、驾乘的交通工具等处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的，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

　　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应认定为自动投案，构成自首的，因上述行为同时系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义务，对其是否从宽、从宽幅度要适当从严掌握。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但应依法以较重法定刑为基准，视情决定对其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处罚的幅度。

　　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或者在亲友带领侦查人员前来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并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但可以参照法律对自首的有关规定酌情从轻处罚。

　　二、关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具体认定

　　《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除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外，还应包括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前科等情况。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身份等情况与真实情况虽有差别，但不影响定罪量刑的，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等情况，影响对其定罪量刑的，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犯罪嫌疑人多次实施同种罪行的，应当综合考虑已交代的犯罪事实与未交代的犯罪事实的危害程度，决定是否认定为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虽然投案后没有交代全部犯罪事实，但如实交代的犯罪情节重于未交代的犯罪情节，或者如实交代的犯罪数额多于未交代的犯罪数额，一般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无法区分已交代的与未交代的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或者已交代的犯罪数额与未交代的犯罪数额相当，一般不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时虽然没有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但在司法机关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实之前主动交代的，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三、关于“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和“不同种罪行”的具体认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向司法机关主动如实供述本人的其他罪行，该罪行能否认定为司法机关已掌握，应根据不同情形区别对待。如果该罪行已被通缉，一般应以该司法机关是否在通缉令发布范围内作出判断，不在通缉令发布范围内的，应认定为还未掌握，在通缉令发布范围内的，应视为已掌握；如果该罪行已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应视为已掌握。如果该罪行未被通缉、也未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应以该司法机关是否已实际掌握该罪行为标准。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供述本人其他罪行，该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行还是不同种罪行，一般应以罪名区分。虽然如实供述的其他罪行的罪名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犯罪的罪名不同，但如实供述的其他犯罪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属选择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如因受贿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又交代因受贿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应认定为同种罪行。

　　四、关于立功线索来源的具体认定

　　犯罪分子通过贿买、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或者被羁押后与律师、亲友会见过程中违反监管规定，获取他人犯罪线索并“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犯罪分子将本人以往查办犯罪职务活动中掌握的，或者从负有查办犯罪、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处获取的他人犯罪线索予以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犯罪分子亲友为使犯罪分子“立功”，向司法机关提供他人犯罪线索、协助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不能认定为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现。

　　五、关于“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具体认定

　　犯罪分子具有下列行为之一，使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属于《解释》第五条规定的“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1、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以打电话、发信息等方式将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约至指定地点的；2、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当场指认、辨认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3、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4、提供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联络方式、藏匿地址的，等等。

　　犯罪分子提供同案犯姓名、住址、体貌特征等基本情况，或者提供犯罪前、犯罪中掌握、使用的同案犯联络方式、藏匿地址，司法机关据此抓捕同案犯的，不能认定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

　　六、关于立功线索的查证程序和具体认定

　　被告人在一、二审审理期间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该线索内容具体、指向明确的，应及时移交有关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侦查机关出具材料，表明在三个月内还不能查证并抓获被检举揭发的人，或者不能查实的，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可不再等待查证结果。

　　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不属实，又重复提供同一线索，且没有提出新的证据材料的，可以不再查证。

　　根据被告人检举揭发破获的他人犯罪案件，如果已有审判结果，应当依据判决确认的事实认定是否查证属实；如果被检举揭发的他人犯罪案件尚未进入审判程序，可以依据侦查机关提供的书面查证情况认定是否查证属实。检举揭发的线索经查确有犯罪发生，或者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可能构成重大立功，只是未能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的，对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一般要留有余地，对其他被告人原则上应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检举揭发或者协助抓获的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但因法定事由不追究刑事责任、不起诉、终止审理的，不影响对被告人立功表现的认定；被告人检举揭发或者协助抓获的人的行为应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但因具有法定、酌定从宽情节，宣告刑为有期徒刑或者更轻刑罚的，不影响对被告人重大立功表现的认定。

　　七、关于自首、立功证据材料的审查

　　人民法院审查的自首证据材料，应当包括被告人投案经过、有罪供述以及能够证明其投案情况的其他材料。投案经过的内容一般应包括被告人投案时间、地点、方式等。证据材料应加盖接受被告人投案的单位的印章，并有接受人员签名。

　　人民法院审查的立功证据材料，一般应包括被告人检举揭发材料及证明其来源的材料、司法机关的调查核实材料、被检举揭发人的供述等。被检举揭发案件已立案、侦破，被检举揭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公诉或者审判的，还应审查相关的法律文书。证据材料应加盖接收被告人检举揭发材料的单位的印章，并有接收人员签名。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证明被告人自首、立功的材料不规范、不全面的，应当由检察机关、侦查机关予以完善或者提供补充材料。

　　上述证据材料在被告人被指控的犯罪一、二审审理时已形成的，应当经庭审质证。

　　八、关于对自首、立功的被告人的处罚

　　对具有自首、立功情节的被告人是否从宽处罚、从宽处罚的幅度，应当考虑其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危害后果、社会影响、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等。自首的还应考虑投案的主动性、供述的及时性和稳定性等。立功的还应考虑检举揭发罪行的轻重、被检举揭发的人可能或者已经被判处的刑罚、提供的线索对侦破案件或者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所起作用的大小等。

　　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的，一般应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类似情况下，对具有自首情节的被告人的从宽幅度要适当宽于具有立功情节的被告人。

　　虽然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但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或者在犯罪前即为规避法律、逃避处罚而准备自首、立功的，可以不从宽处罚。

　　对于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情节，同时又有累犯、毒品再犯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既要考虑自首、立功的具体情节，又要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综合分析判断，确定从宽或者从严处罚。累犯的前罪为非暴力犯罪的，一般可以从宽处罚，前罪为暴力犯罪或者前、后罪为同类犯罪的，可以不从宽处罚。

　　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对具有自首、立功情节的被告人的处罚，应注意共同犯罪人以及首要分子、主犯、从犯之间的量刑平衡。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检举揭发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地位、作用较次的犯罪分子的，从宽处罚与否应当从严掌握，如果从轻处罚可能导致全案量刑失衡的，一般不从轻处罚；如果检举揭发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的是其他案件中罪行同样严重的犯罪分子，一般应依法从宽处罚。对于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共同犯罪的从犯立功的，特别是协助抓捕首要分子、主犯的，应当充分体现政策，依法从宽处罚。
婚姻不仅需要财产，还需要爱，需要男女两性之间的互相关照和支持。家务劳动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流于空谈的话题，在法律上至今仍未引起关注。

什么是家务劳动？广义上指所有包含在家庭内部（有时在外部）无报酬的劳动，如做饭、清洁、洗衣服、照看小孩、购物等。家务劳动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孩子的出生、老人的生病都会使家务劳动内容发生变化，其不仅由夫妻完成，邻居、朋友、孩子都可以完成部分或全部。家务劳动既是体力劳动，又是脑力劳动，也包含一定程度的情感和爱心。

为什么家务由女性承担

“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对两性的职责范围所作的明确划分，后来逐渐演变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会性别制度。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就写到：“男女分工并不一定根据他们的生理上的特质，有时却可以分得很严，甚至于互不侵犯。分工的用处并不只是为经济上的利益，而时常用以表示社会的尊卑，甚至还带一些宗教的意味。就是那些不必要特别训练的工作，好像扫地、生火、洗衣、煮菜，若是社会上认为是男人不该动手的，没有人替他们做时，他们甚至会认为挨饿可以，要他们操作却不成。”其实质是男尊女卑意识形态。

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现象。古代氏族社会，“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食物和衣服、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恩格斯）“男主外，女主内”，便成为一种历史最为悠久的自然分工。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的观点，这种分工是源于男女双方各自的比较优势，男子在劳动强度大的领域比较有优势，而女子在家务劳动较之男子比较有优势，这一理论可以解释传统社会的性别分工。

生理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很难对今天依然存在的男女两性在家务劳动负担上的不平等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可以说，家务劳动负担女性化，是一种由男权主导的性别体制的产物。在这种性别体制中，决定女性在家庭中性别角色分工和从属地位的根源在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家庭成为男性免费使用和支配女性劳动力的场所。家庭中的男权中心是社会男权中心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缩影，而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不仅诠释着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反过来也在推动、强化着整个社会性别不平等。

家务劳动的价值评价

家务劳动通常指为了维持家庭而做的没有酬劳的、没有交换价值的无偿劳动，它既不是流通货币，也不是固定资产。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认为，家务劳动是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中像商品和服务那样的组成部分。家务劳动是社会成员从事其他劳动的前提和基础，家庭中可口的饭菜、舒适温馨放松的生活环境，是社会成员进行其他价值创造所需。只有房子、财产，而缺少营造关怀、温暖、温馨的包含爱心的家务劳动，这个家，要么变成垃圾场，要么成为争吵的根源，要么荒芜了孩子的前程。

家务劳动，在未来与现实意义上具有两个重要的价值：孩子是未来，家务，事关家庭成员的现实生存和需要；财产、房子都是实现这两个目标的物质基础，家务劳动是维持家庭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的手段和基本方式。

家务劳动具有经济价值。首先，家务劳动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正常工作收入而言，具有支持和保障作用；其次，家庭主妇从事家务劳动后，托儿费、保姆费、保洁费、洗衣费等诸如此类的家庭开支即可减少，而节省开支本身，实际等于在创造收入。正因为如此，家务劳动不仅有经济价值，其价值还可以予以评估。在中国传统的婚姻中，丈夫买房子，妻子照顾一家老小，并支持丈夫的事业，但因此影响了她获得更多的收入，由于他们不处在平等的位置，因此，法律上形式平等地对待他们会导致实质的不平等。

人们会喜欢美食、种花，也愿意享受休闲和天伦之乐，但是，绝对不会喜欢擦洗油烟机、清理厨房地板、清洁浴室、打扫烤箱、提着菜篮子去拥挤的超市和杂货店购物。

在我国，大部分最费时、琐碎、重复、枯燥无味的做饭、洗衣、清扫整理和照料孩子等家务仍主要由妻子担负，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双重负担使得女性超负荷劳动。

男性期望女性做大部分的家务，而女性期望男性至少作为助手承担一半的家务，或者即使不参与也应当认可女性家务劳动的价值。

即使女性是一个全职工作者，对家庭经济的贡献比男性大，仍承担着主要的家务工作，不公平的家务分配经常引起家庭争吵，没有人愿意去做重复、琐碎、繁杂又得不到认可的家务，但是必须得去做。

如何保护家务劳动的承担者

德国民法典第四编家庭法将家务与就业放在同一层面上作出规定，表明在婚姻家庭生活范围内，家务就是就业，从事家务劳动与从事家务劳动以外的社会职业，本质上具有等同意义，只不过是配偶双方协商一致分工不同而已。

1963年，美国民事和政治权利委员会就妇女地位向总统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提出，婚姻是一种合伙关系，每个配偶都作了不同但同样重要的贡献，家务劳动对家庭而言，是有经济价值的。妻子通过家务劳动、子女抚养而对婚姻的贡献，与丈夫维持家计、扶养家庭成员有同等的价值。因此，如果在分割婚姻财产时，实行均等分割将导致结果不公平，法院可以以公平原则代替均等原则。

1960年，日本学者矶野富士教授在《妇女解放的论述》一文中提出，家务劳动不仅有用，还有生产价值。他认为，是否承认家务劳动价值，关系到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只要承认妻子具有独立的人格，则妻子应当对于自己的劳动，有要求相当报酬的权利。

英国的《婚姻诉讼程序及财产法》第五条规定，法院基于离婚判决决定财产转移时，应考虑家事劳动的贡献。

我国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一规定只是在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形下，尽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有了向另一方请求补偿的法律依据，但这一规定对家务劳动的补偿过于狭窄、苛刻。

我国婚姻法可以在婚姻的效力中作出明确规定，明确家务劳动是为家庭提供生活费，或者说是为了家庭而减少生活费的一种方式，这种劳务行为在婚姻家庭生活范围内，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有效的职业性的法律行为，并明确离婚后的家务劳动仍具有职业性的延伸价值，以便有效地保护离婚后生活困难的一方。通过政策和法律导向，最终促使有关家庭角色分工的不平等向平等的方向发展。

在离婚时，作为代表司法制度性权力的法官，拥有很大的裁量权，法官有权界定纠纷中的权利、利益和责任，而判决如果不考虑妻子的家务劳动的付出，往往不一定能反映婚姻期间当事人在家庭中的扶助义务或其他承诺预期。

法律应通过衡量价值、培养法律意识等形式塑造主流的意识形态，在立法、执法、司法等过程中保护女性，同时摧毁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性别意识形态，发挥影响性别意识形态的作用。